新华网电 简政放权，本届政府开门第一大事，既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当头炮”，也是转方式、调结构向纵深推进的“催化剂”和“助推器”。让政府权力之手不再乱伸，让市场之手更多发挥作用，这是简政放权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当前转方式、调结构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所在。

　　转方式、调结构呼唤“市场之手”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日益面临供需两方面制约：转方式、调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刻不容缓——

　　从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我国外需扩张明显放慢，国内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约束增幅回落;从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土地和能源资源供需发生变化，环境约束强化，我国原有的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

　　“依靠高强度投入、大规模铺摊子的发展空间已越来越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上新台阶、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痛下决心，大力推动转方式、调结构，让经济发展转入新轨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

　　然而，发展方式怎么“转”，经济结构怎么“调”，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的结果明显不同。

　　“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形成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可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王一鸣认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之手发挥决定性作用。

　　“转方式、调结构喊了二十年，最终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转’和‘调’的过程中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忽略了市场之力。”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之所以发生扭曲，根子就在于习惯用行政力量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转方式、调结构呼唤“市场之手”。

　　“新一届政府强调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推进以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这既有利于改善供给端，也有利于改善需求端。”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

　　简政放权就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看得见

　　“我们的项目5月通过环评，6月就拿到了核准，跟以前比节省了一半时间。”在国家把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核准权下放到省内后，山西一家低热值煤电厂项目负责人老董庆幸自己搭上了简政放权的顺风车。

　　通过核准权的下放，煤电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有望加快。山西老董的遭遇，只是当前国家简政放权改革大潮的一个缩影。

　　经济学家认为，简政放权是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

　　“简政放权就是要让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看不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看得见，让企业的活力被释放，社会的创造力被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得以增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去年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取消、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而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大大释放了市场的活力，结构优化迹象进一步明显。

　　数据显示，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691.1万户，同比增长16.3%;继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后，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提升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

　　简政放权改革措施是否取得成效，企业的感受最直接。国家统计局最近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简政放权等改革“改善了营商环境”，超过57%的受访企业认为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认为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提高了政府效率”。

　　转方式调结构取得突破亟须简政放权“啃硬骨”

　　今年4月，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正式成立，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分析人士认为，相比此前相对容易改的，剩下要改的“比割肉还疼”，简政放权要进“深水区”、要“啃硬骨”。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年以来，简政放权推进步伐明显加快，有力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必须看到，事关资源配置领域的简政放权改革，呼声最为强烈。

　　“下一步要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提高取消放开项目的含金量，放开什么，不放什么，由市场、企业说了算。要在放开上以是否满足群众的需求论英雄，而不是单纯以数量多少论功绩。”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说。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改革作为调整结构的根本依靠，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

　　“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说到底就是配置资源方式的优化和调整。历史经验表明，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这方面行政权力往往会越俎代庖，下一步需要在财政、金融等与资源配置关系密切的领域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改革力度。”连平说。

　　“简政放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推进行政权力结构改革，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点。迟福林建议，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之际，尽快基本实现中央和省级政府负面清单管理，并以此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取得实质性突破。

　　(新华网 记者 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