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

1926年12月，北伐军东路军攻占福州，东路军政治部决定，在福建省未正式成立省政府之前，设立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和省财务委员会，分别由共产党员戴任及何玉书为上述两个委员会主任。可是不几天，蒋介石即指示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在福建设立省临时政治会议，作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凡军、民、财三政均由其决议施行的指示。1927年1月3日，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在福州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何应钦为代主席，方声涛等为委员。这一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组成人员，虽有部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参加，但其权力均掌握在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

同时，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改编福建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改编了大量的原北洋系的地方军阀部队及一些民团、土匪。1927年1月29日，何应钦率东路军主力赴浙后，蒋介石又委任方声涛为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谭曙卿任东路军后方指挥部总指挥。接着蒋介石又委派一批国民党右派到福州担任军政要职。从此，福建军政大权落入国民党右派手中。这些国民党右派与原在福建活动的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网罗一批地痞流氓，分别成立桥南社、独立厅同志会等反动组织。同时，还以国民党福州市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出面组织了福州总工会；并以右派分子和工头、封建业主、把头等为骨干，蒙蔽少数群众，成立了“人力车工会”“甲道工会”、“勤务工会”等所谓工会。在党政军及社会各阶层形成一股反动势力。从而使福州地区左派革命力量大大削弱，为福建国民党右派势力追随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埋下隐患。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疯狂挑衅，中共福州地委决定组织力量予以反击。1927年3月9日，由中共福州地委领导的福州店员总工会发起的40多个民众团体、万余各界群众齐集南校场，召开“拥护党权巩固北伐后方”市民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主持。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阻止了流氓暴徒的破坏和捣乱，一致通过提出：惩办3月8日诱惑工友、企图破坏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拿办摧残革命分子的反动派；解散总工会及独立厅；一切民众组织，均在省党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指导之下等7条要求。推举王荷波、袁志纯等9人为代表，率队前往省党部、东路军总指挥部、福州卫戍司令部等机关请愿，要求严惩扰乱后方的反动派，处分滥用职权擅自将马式材、李培桐、徐琛、潘谷公停职的方声涛。游行队伍速增到4万多人，群情汹涌激昂。经交涉，福建临时政治会议被迫推翻8日通过的“徐琛、马式材、李培桐、潘谷公应暂停职权，待查明真相请中央党部核办”的决议，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妄图利用其控制的民众团体夺取工农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阴谋。

1927年3月底4月初，国民革命运动和国共合作走向失败和破裂的形势日趋显露。蒋介石在取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支持后，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打击共产党，排斥国民党左派，摧残工农运动的血腥暴行接连在江西、福建、安徽等地发生。3月31日，蒋介石电令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悉工潮事即请就地解决。”此后，蒋介石又电省政务委员会改为议事机构，一切政务归省临时政治会议执行，并明令省临时政务会议行使福建政治权。福建国民党右派势力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开始筹划发动反革命事变。他们一面组织“拥护蒋总司令运动筹备会”，并以此为名义联合各右派团体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向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提出举行“拥蒋护党”大会的要求，向左派力量施压。同时，由林寿昌组织桥南社骨干分子程诗春、林梅生等分别组成城内和南台两支行动队伍，准备采用暴力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镇压左派力量。

针对福州右派势力猖獗活动，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于3月底召集党、团及工、农、青、妇运动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为减少损失，地委决定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疏散到农村隐蔽，并派人到闽侯的台屿、青圃、洪塘等地察看确定隐蔽地点及联系地点。会后，徐琛等领导人相继转移，地委只由方尔灏、陈兴钟主持工作。

4月3日，国民党右派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变终于抢先发动了。当天清晨，福州各大街小巷贴满了“拥护蒋总司令”、“反对蒋总司令就是反革命”等标语。上午10时，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各军警机关、新编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独立第四师、第五师、宪兵营以及各右派团体，以武力要挟福州各界在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登台发言，在一片反共拥蒋喧嚣声中，大会通过独立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同学会福州支会主席宋思一提出的所谓“紧急决议案16条”：（1）拥护国民革命军领袖蒋总司令在军事时期行使全部职权；（2）拥护蒋总司令完成北伐工作；（3）拥护中国国民党统一党员信仰、实现三民主义，巩固党的基础；（4）促汪（精卫）主席销假；（5）肃清跨党分子；（6）惩办破坏国民党，破坏北伐之反动分子徐谦、邓演达、谭平山、陈独秀、恽代英、李大钊、顾孟余、于树清；（7）取缔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本党政治口号、标语、传单、出版物及宣传品；（8）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之筹备员及执监委员，不得以跨党分子充任；（9）军政工作人员不得以跨党分子充任；（10）惩办破坏福州党务、捣乱北伐后方的马式材、李培桐、张德钟、李伯义、潘谷公、余佩皋；（11）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12）接收中国国民党的福建《民国日报》；（13）扶助真正革命工友所组织的福州总工会，并惩办破坏总工会之反动分子；（14）扶助真正革命农民所组织的农民协会，惩办破坏农民协会之反动分子；（15）扶助真正革命青年所组织的学生联合会，惩办破坏青年运动之反动分子；（16）由大会组织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由谭代总指挥、方代主席、黄埔同学会福建支会主席宋思一、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胡遯、各界代表林寿昌、总工会代表陈大昌、兵工厂代表李大超充任。经大会一致通过，电“请总司令切实执行”。

正当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大会上恶毒攻击、污蔑、谩骂共产党和工农革命运动时，随部队参加大会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5人，义愤填膺，挺身而出，登台反驳痛斥右派分子反革命谬论，指出“今天的大会，以拥蒋护党名义号召民众，乃竟提议条件，推翻最高党部，驱逐政府委员，显是混淆视听，实为西山会议派捣乱北伐后方”，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和“三大政策”，反对国民革命，破坏工农革命运动的罪恶阴谋。胡遯、林寿昌等右派分子立即指挥反动军警将方毅威挟持下台。会后，参加大会的右派分子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将方毅威军装剥去，背插书写“共产党”三字的纸旗，捆绑押着游行示众，行至南台万寿桥时，将方毅威枪杀后抛尸江中。福建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枪声，使福州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月3日下午，福建国民党右派分子命令实行全省戒严。福建《民国日报》社被接管，福州店员总工会被查封，福建学联会、福建青年社、福建涤社、福建评论社及省、市妇女解放协会筹备处和职工小学、福州书店等进步团体和机关相继被解散封闭。5日，方声涛主持召开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由黄展云任筹备主任并负责改组。为抗议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反革命事变，驻省城挑粪的200多名闽侯青圃乡农民参加了福州地委领导的群众示威游行，后被反动军警驱散。

接着，反动军警和流氓暴徒在城区、郊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福州地委宣传委员方尔灏、组织委员陈兴钟及郑尚衡、林梧凤、朱铭庄、王劲民、黄素云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物相继被捕，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和妇女委员余哲贞夫妇在秘密转移中，于4月13日在厦门被捕。

4月22日，右派分子方声涛主持召开福建党、政、军、警、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共产分子特别委员会”，全权处理“清党”工作。不久，中共福州地委的徐琛、方尔灏、余哲贞、郑尚衡、林梧凤、朱铭庄、郑长璋等相继被杀害。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从150多人锐减到20多人，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和摧残从而转入低潮。这时，闽侯七里、尤木臭党支部也因与上级失去联系而停止活动。

二、闽侯党组织的恢复及凤岗牛栏角革命据点的建立

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后，闽侯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并未被磨灭，反而是“为有牺牲多壮志”，那些幸免于难的20多名党员，大部分成为后来闽侯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骨干。

1927年7月，党中央先后派陈明（少微）、陈昭礼到福建恢复党组织。8月，中共闽南、闽北临时委员会建立。闽北临委（直属中央）在建瓯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关于“闽北中心应移至福州”的指示，立即派葛越溪到福州恢复党组织。8月中旬，葛越溪在福州北门马鞍乡与党员苏建维取得联系，恢复了张钊臣等人组织关系，随后恢复发展党员40多人。不久，根据中共闽北临委指示，成立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葛越溪任书记。10月，党中央派刘乾初到福州，通过傅炳恭的关系，先后联系恢复了江木煊、郑乃之、黄源等人组织关系。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葛越溪任执委委员，调回建瓯主持工作。同月，中共福州市委正式成立，罗石冰任市委书记。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福州办事处恢复发展了党员110名。1928年1月，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由杨峻德担任。市委建立后，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和工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开展工人群众政治、经济斗争。到7月份，城区党员发展到80多人，郊区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市委还根据中共福建省委1928年7月召开的紧急代表扩大会的精神，先后派遣党员分赴福宁府（福安、霞浦、宁德、寿宁、福鼎5县）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9年2月到年底，市委又先后派出党员分赴崇安、建瓯、连江、永泰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和建立党组织。1930年7月，闽北工作划归赣东北特委负责，福州市委工作重点即转移到闽东、闽中。从1928年至1931年期间，福州地区党组织形成以福州为中心，闽东、闽中10多个县乡环绕的组织网络。

1927年至1928年初，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福州市委把工作转向农村，重点放在闽侯营前的玉田、桃园两乡（今属长乐市），开始了农民武装斗争的尝试。1928年2月，福州市委利用国民党福建省农垦厅厅长黄展云选择闽侯营前区作试验田，成立“营前模范村”（直属国民党福建省管辖）的有利时期，派共产党员江木煊、郑乃之、陈仁材等5人到营前的桃园、玉田，以办学为掩护，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经过宣传、发动，参加夜校学习的青年农民达300多人。他们利用夜校阵地，向广大农民大力宣传革命，积极发展党员。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分别建立了玉田、桃园党支部。郑习喜任中共玉田支部书记，郑麻堂为中共桃园支部书记。党员人数达100多人，活动的区域扩大到邻近的三山、东渡、大溪等地。中央特派员刘乾初、市委书记杨峻德还经常来此指导工作，并决定在玉田、桃园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市委还派共产党员黄源、王介山（均在农垦厅任职以掩护）到“营前模范村”，分别担任民团主任兼警卫队副队长和警卫队队长，对玉田、桃园党支部和农民协会选送来的进步青年、农民骨干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加紧武装暴动的准备。1928年夏收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玉田、桃园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这对当地土豪、劣绅是个沉重打击。这些土豪、劣绅死不甘心，煽阴风，点鬼火，破坏减租运动。为保护农民积极性，使“二五减租”斗争顺利开展，黄源、王介山奉党组织之命，动用“模范村”警卫队武装，对几个为富不仁、带头滋事的土豪、劣绅头目进行镇压。这一行动使各乡土豪、劣绅惊恐万状，他们纷纷逃往福州，寻找反动靠山，伺机反扑。这时，有个叛徒为邀功请赏，还前往福州向国民党省防司令部告密：玉田、桃园的减租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动的，请求派兵镇压。

针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中共福州市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分析了玉田、桃园的敌我态势，认为农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群情激昂，武装暴动一触即发，决定立即在“玉田、桃园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作出武装暴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正当武装暴动有条不紊地准备就绪等待市委命令时，国民党省防司令部出动海军陆战队二个连和几十名便衣探警突然包围了玉田、桃园。共产党员江木煊、郑乃之、孙健等5人不幸被捕，玉田、桃园武装暴动尚未展开即被镇压，而归于失败。但，也为后来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四三”反革命事变使闽侯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幸存的市委成员紧急转移疏散到闽侯凤岗乡和北门马鞍村一带农村。市委成员在凤岗乡山东岭牛栏角隐蔽期间，通过台屿小学校长的帮助支持，打入山东岭、透浦小学任教，秘密开展活动，牛栏角游家村几位农民暗中掩护他们，为党的地下活动做了许多工作。通过一段宣传活动，先后在山东岭牛栏角和台屿等村庄组织了赤色农会、发展一批农会会员，建立了革命据点。翌年6月，凤岗牛栏角和马鞍、潘屿等乡村相继建立了党、团组织，于是闽侯党的工作重心由从城市转向了农村。

三、反横征暴敛与组织武装暴动

1928年3月后，国民党当局为挽回每况愈下的财政危机，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摊派公债，征收苛捐杂税，如印花捐、电影教育捐、车油捐、鲜鱼摊贩捐、教育税等等，激起各地群众的强烈反对，接连发生反横征暴敛的群众斗争。3月6日，营前区和嘉登区（今琅岐镇）农民不堪忍受摊派公债勒索， 200多民众到闽侯政府请愿，迫使县政府答应追回款目，并将公债委员扣押惩办。闽侯溪船协会张来泰等人向福建印花税局提出质询，抗议当局在洪山桥、竹岐等处实行航船执照印花税的拦江勒索。中旬，麦粉商家也向福建印花局提出征收面粉印花税抗议。闽侯鱼摊贩为抗议增加鱼摊捐税而掀起全行业罢市斗争。初夏，后塘、战坂等乡花农也开展抗缴茉莉花捐税的斗争。闽侯县立小学教职员也为反对当局停发工薪进行罢课斗争。

1929年前后，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给闽侯党组织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共福州市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于1929年8月17日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决议案》，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要求各党组织成立反帝会，并派代表参加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宣传鼓动，一改以前秘密宣传为公开行动，企图以此促进群众的革命热忱。同时，市委还派人分别到沪屿镇、马尾、洪山桥“找门路”作鼓动，不切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市委还组织群众举行反对军阀混战，拥护苏联革命胜利的示威，结果国民党派出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并抓捕数名群众。

1930年，中共福州市委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8月上旬，福建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合并福建党团组织，成立福建省行动委员会，罗明任行委书记。随后罗明到福州巡视，合并福州党团组织，成立福州行动委员会。行委成立后，在鼓山召开扩大会，举办训练班，准备武装起义。这段时间，行委主要任务是组织武装暴动，放弃了做深入群众工作，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结果，行委每次组织示威活动，都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11月，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通知撤消行委，恢复原有的党、团组织，福州行委随之被撤消，恢复中共福州市委和团市委。

1930年12月9日，福州市苏维埃筹备委员会在南台大庙山小学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并通过了建立市苏维埃政府和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捣毁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决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11日，福州党团组织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担任这次行动总指挥是福州互济会常委、共产党员李光。当游行队伍来到吉庇路国民党闽侯县党部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县党部牌子。国民党省防军和警察闻讯赶来镇压，李光因误入死胡同“丰井营”被捕。两天后，参加这次行动的何文成、叶光焕、张端哲等党团员和互济会成员也被捕。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无效，李光壮烈牺牲。李光的牺牲，暴露了党内“左”倾错误指导给白区革命斗争带来的严重危害。

党内“左”倾错误，还给党组织造成许多危害。1933年春，为了盲目追求党员数量，对发展党员审查考察不严，鱼龙混杂。敌人抓捕了兰圃苏维埃一位成员，此人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七里兰圃苏维埃成员，于是国民党当局调马尾海军陆战队包围兰圃村，致使王五妹、林乌铭、林春春等3人被捕，惨遭杀害。

四、抵制日货，宣传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闽侯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民主斗争。

早在事变前的8月5日，闽侯工商界就召开“省会各界反日会议”，决定该日为截止办运日货时期。9日，在日本人办的闽报社中工作的中国职员集体辞职，印刷工人也纷纷离开报社到别处工作，使《闽报》的销量从4000份锐减到300份。9月30日，闽侯工商界人士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通电上海日本商会及驻沪南北三山馆，宣誓禁止日货，勿装日轮，若发现办日货者，将受社会制裁。

9月，闽侯第二中学组织宣传队，到南乡（今南屿、南通）巡回抗日宣传，演讲 “日军凶暴之真相，国人应有之猛醒”。大湖旅省学生、洋里田垱学生也组织宣讲团，回乡宣传“日军占领东三省荼毒罪状”，并发起组织农村“救国义勇军”。

10月16日，日本炮舰“圆岛”号闯入闽江进行挑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立即发表《全体群众起来驱日舰》的宣言书，提出发给武器，武装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20日，在中心市委领导下，福州15所学校推举学生代表到省政府请愿，抗议日舰入侵和当局禁止一切反日集会、反日宣传的戒严令。

1932年1月2日，闽侯各校学生聚集西湖公园召开反日宣传大会，日本驻闽领事和日舰“北上”号舰长竟撕毁学生张贴的抗日标语，并用手枪威胁学生，学生愤怒至极，打伤舰长。翌日，福州日本一侨民夫妇被人杀害。4日，国民党省政府发出布告，悬赏万元缉拿刺客，并实行全城戒严。下午3时，105名日本水兵乘汽船入台江，对日舰“圆岛”号加强护卫，并派出56名水兵上岸以威胁民众。屈膝媚外的福建省当局一面向日方赔礼道歉，一面严令停止一切抗日活动，取消一切抗日标语。但尽管反动当局采取高压政策，闽侯人民反日斗争仍此起彼伏。

1932年9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共产党员郑维新到仓山下渡组织肃劣团体。短短1个多月，闽侯各地相继成立了20多个“肃劣会”。这些团体成立后，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并搜查肃清日货。“藤山肃劣会”是闽侯第一个肃劣团体，9月13日，查获奸商将许多日本香蕉冒充国蕉出卖的丑行，当场将所有香蕉捣毁。17日，福州中心市委又组织仓山锯木厂、藤山肃劣会和英华中学学生共500多人参加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群众大会，会后中心市委决定由藤山肃劣会领导，联络各肃劣会成立福州肃劣联合会。10月31日，肃劣联合会筹备会发表告全市同胞书，指出肃清劣货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行民族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的斗争。接着，闽侯商界也联合行动起来，将所有日货集中南校场烧毁，并做出今后若有奸商买卖劣货，听凭社会处置的保证。

11月9日，龙潭肃劣会在潭尾街楮亨堂查获大批日本纸，准备将其烧毁，国民党当局闻讯派军警驱散在场数百名群众，逮捕了龙潭和藤山肃劣会会员6人。这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义愤。次日，各肃劣会代表百余人集中南公园，在郑维新带领下前往省公安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肃劣会会员。沿途许多群众自愿加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愤怒的请愿人群冲破军警阻拦到达公安局，郑维新等6人群众代表与公安局长邱兆琛展开说理斗争。邱兆琛竟以代表夺枪为由，当场开枪打死郑维新，并逮捕其他5名代表，驱散请愿队伍。11月11日，福州中心市委和团市委立即发表《告民众宣言》，揭露当局反动罪行，号召民众团结抗日。福建学院、三民、英华等学校，发起组织“十号惨案”后援会和追悼郑维新筹备会，各群众团体纷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肃劣会会员，惩办杀人凶手邱兆琛。此后闽侯各界纷纷响应，掀起罢工、罢市、罢课高潮，全国抗日团体和旅居外省福建同/乡会也纷纷通电声援，上海等城市报刊还登刊了郑维新事件的新闻，开封、洛阳等地成立了“郑案后援会”。在一片抗议声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撤掉邱兆琛省公安局长之职。

五、“福建事变”与闽侯革命的发展

1932年5月，蒋介石为削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闻名中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势力，并借十九军来剔除福建杂牌军势力的目的，调十九路军入闽剿共。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七十八师分别于6月上旬和7月上旬乘轮沿海道入闽。12月6日，蒋光鼐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入闽后的十九路军以福建为基地，对抗蒋介石排除异己政策，在军中成立改造社，防范蒋介石控制的蓝衣社（复兴社）的渗透，并进一步清洗蓝衣社组织，秘密枪决为首分子，以绝后患。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三省之后，又占领热河全省，华北告急。全国人民又一次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全国各地民众，国民党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万火急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率部北上抗敌。但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对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置之不理，继续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密商，图谋出卖华北平津。5月25日，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予以揭露。同日，蒋光鼐、蔡廷锴亦通电指责南京当局“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一死耳”。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福州各界民众和十九路军纷纷集会，通电一致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对日妥协，指出：“言和者乃自绝于国民，国民亦必群起而诛之”，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反动行径。十九路军爱国抗日热情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所派出的两支“援热先遣军”也被严令返闽，这一切促使十九路军决心公开发动一场抗日反蒋运动。

此时，从欧洲回国的原十九路军老将领陈铭枢力主反蒋，他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在福州于山戚公祠开会，商讨反蒋抗日大计，他们深感势力单薄，于是拟定反蒋三策：上策为西南（闽、粤、桂）大联合反蒋；中策是如广东不同意，就联合广西，夺取广东后反蒋；下策是若上、下策都行不通，则联合红军反蒋。随后，陈铭枢回香港，派人联络两广联合反蒋，但却未能成功。最后决定联共反蒋，陈铭枢和李济深、谭平山等协商，先后派人到上海找中共而一时联系不上。而此时十九路军在连城“剿共”中受到红军沉重打击。中共中央以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后，消灭了十九路军精锐部队，尤其朋口一仗消灭其3个团，又在芹山一仗全歼其最精锐、从未打过败战的第三六六团后，这对十九路军震动极大。十九路军几乎调动全军应战，但仍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陈铭枢在香港获悉后，十分焦急，立即派陈公培（旅法时曾同周恩来一起）到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谈，决定到前线找红军谈判。随后，陈公培秘密前往前线，在东方军指挥部——延平王台八角楼会见了彭德怀、袁国平。中共中央获悉后，致电东方军，提出十九路军应停止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保证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的自由，发表反日、反蒋政治宣言等谈判三个条件。9月23日，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与陈公培进行了谈判，陈公培当即同意苏区方面的三个条件。会谈后，双方各电告后方。随后，彭德怀致信蔡廷锴，对十九路军响应《共同抗日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对十九路军以往反共反人民的错误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谈判。由于王台会谈成功，双方军队在延平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10月初，蒋光鼐、蔡廷锴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央苏区瑞金谈判。周恩来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十九路军代表谈判。10月26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初步协定》草签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事变。11月18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在福州鼓山召开十九路军将领和事变筹划者紧急会议，决定11月20日在福州举行反蒋事变。

11月20日，来自全国25个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100多人，福建省政府所属机关人员、十九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以及福州各界民众数万人齐集南校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中华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大会选举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等。并定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为国旗。首都设在福州。新政府成立后，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外交等措施，发表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对外宣言》、《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最低纲领十八条》等重要文件。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于12月1日发布《大赦令》，释放了关押在福建各监狱中的“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党团员范式人、马立峰、蔡明善、杨采衡等人。这些人员出狱后，大部分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有的则参加人民政府各级组织工作，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同时，新政府对境内的革命和进步组织的活动予以认可。在新政府文化委员会下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学联、纪联、妇联等组织。这些组织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福州、闽侯党组织及时利用这一有利时期发展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福州市委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即称“非战会”）名义公开活动，散发宣言，在群众中反响强烈，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国光报》予以转载。“非战会”还公开出版《反帝新闻》，派代表到新政府领导下的“中国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作报告，指导工作。随后，福州、闽侯城乡人民的抗日团体纷纷成立。汽车公司工人组织“抗日反战同盟”；福州师范、福建学院组织反日团体；凤岗乡群众组织“农民抗日会”。仅福州35所中等学校就组织了554个宣传队，这些团体到各地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卖国独裁罪行，宣传抗日反蒋。

在此之前，十九路军刚刚入闽的1932年11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所属的文化党支部就派人到闽侯沪屿，召集“反帝报告会”，公开征收发展2名党员。中旬，这2名党员同原来一名党员组建了沪屿党支部，直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3年9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又派人到甘蔗发展了3名党员，并建立了甘蔗党支部，隶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总之，十九路军入闽和“福建事变”，促进和推动了闽侯革命的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在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在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协定中，曾提过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指示，对中共与十九路军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对福建反蒋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爆发“福建事变”的目的，“不是为着真实的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而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和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同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挽救福建的反动统治”。当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兵力“讨伐”十九路军时，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不但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镇压下去，而且使红军坐失良机。只坚持两个多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如昙花一现而失败消失。

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入闽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后，集中20个师全力以赴地进攻中央苏区。由于党内“左”倾领导者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前夕的1934年7月，为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支援和发展皖南的革命局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由寻淮州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粟裕为参谋长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先后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20日晚攻下大田县城，并挺进闽中。29日，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攻下南平樟湖板，渡过闽江。按原计划，先遣队渡过闽江后向北挺进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先遣队占领水口，并相机威胁、袭取福州。这是中央军委的一次重大失误。遵照中央军委指示，8月1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因为福州是省城，城墙高固，国民党防守严密，红军基本上没有攻坚设备，很难攻克。因此8月2日，先遣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就遭到敌人飞机袭击，伤亡七八十人。水口至福州沿江交通被敌人控制，红军只得沿闽侯北面洋里、雪峰、大湖山区绕道前进。8月7日先遣队主力到达福州西北郊，迅速占领北岭里洋至笔架山一带高地。中央先遣队以一部兵力牵制浮村的守敌，以大部分兵力向义井袭击。双方在隐士山坡激战。8日，先遣队以一部占领玄沙寺高地，向大北岭敌阵地进攻，以主力向应石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路前进并攻福州城。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先遣队无防空设备，城内无地下党接应，部队伤亡很大，无法攻进城内，于是把部队撤至北峰岭头一带。9日，敌军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先遣队向连江方向转移时，急令国民党第五二二团由原驻防地湖前出发，经桥头、茶亭口、宦溪、板桥向连江的桃源、潘渡追击。第二天，敌前卫第三营在板桥与先遣队警戒部队交战。为争取主动，粟裕参谋长率领的第二师迎头痛击尾追之敌，并向敌军发起正面攻击，在降虎与桃源之间的梧桐山高地展开激战。下午3时，先遣队又以密集的队伍向据守在梧桐山高地的敌军再次发动猛攻，敌军伤亡惨重，但先遣队也伤亡七八百人。当晚，敌军增援部队赶到，先遣队见攻打福州无望，即撤离放弃，向连江的潘渡、陀市一带转移。曾经与连江党组织有联系的闽侯桂湖农民张荫明、张荫海兄弟为先遣队作向导，一直带路到连江。

8月12日，先遣队到达罗源县境的凤坂、百丈一带。14日，先遣队在任铁锋、杨采衡领导的闽东地下党和武装队伍积极配合下，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罗源守敌保安第十一团第三营、特务连、海军陆战队第十一旅一个连及县警备队共1000多人，活捉国民党罗源县县长徐振芳等300多人，缴获步枪、轻、重机枪200余支及一批军需品。8月17日，先遣队在罗源、宁德边界的梦龙地区又伏击了尾追之敌，歼敌100多人，给敌人又一次以沉重地打击。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克罗源，推动了罗源、连江革命斗争的发展。1934年冬，连江党组织派人到闽侯桂湖一带开辟区域。随后，又派出游击队10多人到桂湖开展武装斗争。他们通过桂湖的革命积极分子张荫明、张荫海、林大妹等人宣传发动，首先在山坑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接着又在峨嵋、南边、芙蓉、中楼、湖中、后垅、大洋、垅头、溪湾、芹草洋等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自卫队武装。这些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共200多户）开展打土豪、抗租债、分粮食、缴毁地主田契账簿等斗争，并继而准备分田。地主土豪遂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派出保安队向桂湖苏区多次大举“清剿”，游击队和自卫队奋起反抗，但因敌众我寡，在坚持几个月反“清剿”斗争后，游击队和苏维埃干部被迫撤出，转移到连江与敌周旋。桂湖一带群众遭敌残酷摧残，游击队员和苏维埃干部被敌抓捕10多人，其中7人先后被杀害。陈依妹等人在反“清剿”中英勇牺牲。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苏维埃政权终解体失败。

来源：中共闽侯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