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闽中特委与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强化了省城福州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宪兵第四团从上海调驻福州 。宪兵四团进驻福州后，立即组建“复兴社”等特务组织，派出便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破坏地下党组织，形势十分紧张。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决定部分人员疏散隐蔽工作，派刘突军、潘作祯、郑乃之等到闽侯凤岗乡开辟工作。他们来到凤岗后，与冯宅村游毓桢取得联系，并同游毓桢等人一道以创办冯宅小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互济会、农民夜校等，拥有基本群众四五十人。中心市委安排一批党员骨干先后转移农村各地，以防敌人搜捕破坏。1934年3月，中共宁德县委书记叶觉登到福州汇报工作，在大桥头被敌特跟踪逮捕。叶觉登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革命，供出福州中心市委在斗中路的秘密交通站及联络暗号。宪兵四团特务立即出动，在周边设下埋伏。4月2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在秘密交通站召开，特务包围了交通站，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市委秘书周剑心等10多人相继被捕。中心市委兵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叶凯等在赴会途中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撤离并分头通知其他人员迅速转移。

宪兵四团捕获中心市委大部分成员后，连夜审讯，周剑心、陈之枢先后叛变。随后，宪兵团出动大批特务大肆搜捕。由于福州中心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革命，造成30多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福州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省各县党组织，包括福安、建瓯中心县委，莆田、仙游、宁德县委、松溪、福清和闽侯的沪屿、甘蔗等党支部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停止活动。幸免于难的市委主要成员王于洁、黄孝敏及刘突军等人，几经周折先后转移到莆田、福清等地。

同年6月，从上海返回的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黄孝敏同市互济会主任刘突军脱险后先后转移到福清，与福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8月，黄孝敏、刘突军等人在福清角楼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在城市的党组织被破坏后，唯一的出路只有扎根农村进行游击斗争，决定成立福清中心县委，领导福清、长乐、闽侯和永泰等县边界地区革命斗争。会议推选黄孝敏任福清中心县委书记，刘突军、何胥陶、余长钺、陈金来为中心县委委员，陈振芳（程序）任共青团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以斗垣、玉瑶、江镜、角楼等村庄为基点，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队，刘突军任队长，黄孝敏任政委。

1934年10月，由于党内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除调动优势兵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外，还加强了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935年2月，国民党福建当局纠集3个师，并出动海军陆战队共1000多人进攻闽东连江苏区。连江工农武装西南团遭受严重损失，余部20多人由县委书记魏耿（后叛变）、团长杨采衡、共青团书记陈云飞率领突围，经霞浦西洋岛渡海到福清海口登陆，与福清中心县委黄孝敏、刘突军接上关系，队伍并入福清游击队，充实和加强了福清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35年5月，为了统一领导闽中地区革命斗争，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两个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潘涛、刘突军在福清掌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由王于洁任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陈炳奎为委员。同时决定在闽中建立以常太为中心的莆（田）、仙（游）、永（泰）边和以罗汉为中心的福（清）、莆（田）、永（泰）边两块游击根据地，并将福清、莆田两支游击队分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游击斗争。

为站稳脚根，坚持农村游击斗争，中共闽中特委决定在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罗汉里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并收编了当地土匪遗孀何兰英。5月，游击队扎营在罗汉山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中第一支队，魏耿为支队长，黄孝敏为政委（后为刘突军）、吴德标为副支队长，杨采衡为参谋长。罗汉游击根据地正式成立。

罗汉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慌，他们派出特务潜入罗汉里侦探活动，当即就被游击队发现捉捕处决。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利用土匪和反动民团，对罗汉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为肃清匪特巩固根据地，闽中特委决定主动出击敌人。他们于1935年7月间出师琯口，歼灭了股匪刘春水残部3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子弹4000多发。接着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将盘距在一都、东山的吴守师、黄阿大两股土匪赶出罗汉里。土匪威胁解除后，又集中力量围歼周围的反动民团和联保处。1935年秋，罗汉游击队60多人连夜翻山越岭赶到永泰一都，采取武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战术，一举拔除一都民团和联保处，缴获长枪10多支。10月，游击队领导刘突军、吴德标带领80多人从罗汉出发，连夜赶到大洋田赋处，一举全歼粮务小分队，缴枪8支，就地处决了恶贯满盈的铺差方春林。与此同时，闽中第一支队30多人由魏耿、杨采衡率领到永泰一都东山寨打土豪搞经济，以补充游击队给养。

从1935年7月至10月短短的3个月，闽中第一支队扫除匪患，拔除联保处，袭击田赋处、东山寨反击战等，连战皆捷，清除根据地及其周围的反动势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不仅巩固了罗汉根据地，而且扩展了根据地的活动区域，形成以罗汉为中心，周边远近几十里的一都、东山、龟山、大化、下铺、北郭、垱下、菠兰和福清的琯口、闽侯的西台、时洋等广大游击区。这些区域先后有几十位青壮年投奔罗汉里，参加了红军游击队，革命队伍迅速扩展到100多人，从而使罗汉里成为闽中的一块红色游击根据地，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袭击大义乡

1935年冬，活动在莆田常太游击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二支队，在马口镇压了罪恶累累的铺差韩觐侯和为虎作伥、欺压穷人的猴坑土豪杨本六后，接着又在渡口、银坑等地抓获并处决了伪装买山货、侦探搜集常太根据地情报的国民党特务3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但敌人不甘心失败，立即进行反扑，抽调500多兵力向常太游击根据地大举“围剿”。为配合常太游击队反“围剿”斗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遵照中共闽中特委指示，决定到福厦线攻打闽侯大义乡敌据点。

大义乡（今属闽侯青口乡大义村）十八姓祠堂内驻有民团。为摸清敌情，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选派10名精干先遣队员化装潜入大义乡，侦察民团驻地——十八姓祠堂的地形、哨位及布防设施等。晚上，游击队政委刘突军率领60多名战士急行军到达大义时，先遣队员已把敌哨兵搞掉，游击队迅速地将十八姓祠堂紧紧包围。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大批“神兵”，在睡梦中惊醒的80多名团丁惊慌失措，欲逃无路，只好束手就擒。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团丁武装，缴获了20多支枪，解救了被敌拘捕的壮丁六七十人，并烧毁了壮丁册。队伍撤离时，还在大义乡的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随后队伍返回罗汉游击根据地。这次袭击战，不仅震慑了敌人，而且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三、攻打紫来庵

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攻克大义乡、解除驻扎该乡十八姓祠堂国民党民团武装后，紧接着又部署攻打闽侯沪屿镇紫来庵战斗。

沪屿镇，位于闽侯七里中心，人口众多，街道店铺林立，较为繁华。七里一带地主豪绅多数居住该镇，民团和一个排的保安队驻在镇南端的紫来庵内。游击队决定：一路由吴德标率领主力60多人负责攻打紫来庵敌兵，一路由刘突军、杨采衡率精干队伍10多人深入沪屿镇组织群众打土豪劣绅。

1936年临近春节的一个夜晚，副队长吴德标率领60多名游击队员急速包围了紫来庵。庵内民团和保安队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架起机枪向游击队猛烈扫射。吴德标当机立断，立即把主力队伍分成两个小分队，第一小分队作掩护，第二小分队为主攻。在敌人的火力被第一个小分队压住的一刹那，第二小分队迅速匍匐到紫来庵墙角下，把两架竹梯靠在敌楼窗口下，两个队员迅猛登上竹梯，从窗口投入集8枚为一束的手榴弹，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嚎啕哭叫。活命的残敌不得不退到楼下。第二小分队战士立即抢占制高点，向庵内负隅顽抗的敌人开火，把敌人从庵的前院逼退到后院。紧接着几个战士冲下楼去，打开庵门，庵外的第一小分队战士蜂拥而入，把畏缩在紫来庵后院的敌兵死死堵住。可这些不甘心失败的敌人还在挣扎顽抗，游击队员乘胜攻击敌人。顿时，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鬼哭狼嚎，乱成一团，许多残敌纷纷爬墙跳窗，争相逃命。这场战斗，击毙敌人9名，缴获长短枪40多支，机枪1挺，以及手榴弹等，还解救被关押的无辜群众30多人。

由政委刘突军率领的另一路战士和数百名群众，一听到攻打紫来庵战斗的枪声，立即冲入镇内，包围了永昌隆地主土豪的住宅，砸开他们的仓库、商店、把大部分粮食、布匹等物资分给广大贫苦农民，其余的运回根据地作为部队给养。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罗汉根据地一面同群众欢度春节，一面进行整训，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四、何庄桥伏击战

1936年2月22日，驻扎在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接到中共闽中特委一份紧急情报：得知次日福建省银行厦门分行有批钞票解省，当即研究对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截获这批敌人钞票，即可解决游击队的一部分经济问题，又能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将会进一步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于是决定采取隐蔽埋伏的方式，截击敌人。为使这次截击战斗顺利进行，决定派参谋长杨采衡率领几位精干队员进行实地侦察，确定伏击地点。

当夜，杨采衡带领几名精悍的队员，穿上便衣，乘夜色赶赴福清和闽侯交界的相思岭地段实地勘察，选定公路急弯处的何庄桥为伏击点。因为该桥是必经之路，又夹在两山之间，桥边皆山坡丛林，是埋伏的理想地形。杨采衡把侦察的结果向支队领导作了汇报，支队领导立即作了战斗部署，挑选70多名游击队员组成3个小分队，由吴德标、杨采衡率队伏击。

午夜时分，3个小分队70多名全副武装的游击战士，在吴德标、杨采衡的率领下，冒着寒风，摸黑穿过崎岖的双坑、半岭，越过茶头山、牛坪，经过2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于拂晓前到达何庄桥隐蔽下来。

天刚蒙蒙亮，3个小分队就分别进入预先选定的阵地。第一小分队埋伏在何庄桥以北约一华里的灌木丛中，担负阻击可能从福州方向来的敌人援兵；第三小分队埋伏在何庄桥南面约一华里的灌木丛中，严防可能从莆田江口方向来的敌人援兵；第二小分队担任主力，负责截击汽车任务。一、二小分队还兼负封锁公路，禁止行人来往，以免走漏风声。为了挡住敌人的汽车，第二小分队一到何庄桥，就从山上砍下两棵大树，横放在桥的两头。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小分队便埋伏在大桥南面二、三十米远的狭小高地上的灌木丛中，等待敌人的到来。

从清晨一直等到响午，不见动静，但战士们严守纪律，忍受着饥饿与寒冷，坚持潜伏等待。约午后4时许，公路南边方向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二辆汽车相随飞驰而来，当汽车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时，吴德标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喊杀声四起。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魂飞魄散，前面一辆汽车企图加大油门冲过去，却被桥上大树挡住去路，想后退又不可能，只好刹车。后一辆汽车急转车头，企图往南逃窜，可汽车轮胎被游击队击中，瘪了气，瘫痪在公路上。

这时，第二小分队战士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下公路，把两辆汽车团团围住。吴德标命令敌人举手投降，敌人只好投降一个个举手下车。游击队员立即缴了8个敌兵枪械。

在下车的敌人中，有个头戴高帽、身着长袍、手持文明杖的人，吴德标严厉训斥其老实交代，这家伙才战战兢兢地边举手边报出自己是“韩疆士”的姓名，原来他就是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妻弟。同时，还抓获了国民党五大代表郑其妙和大田县县长萨桓等7名要员。

这场伏击战，除抓获10多名国民党官员和宪兵外，还缴获14支长短枪、千余发子弹、200万元钞票、几十块银元、一条金裤带、10只金戒指。傍晚时分，3个游击小分队押着俘虏、背着战利品，胜利地返回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五、反“围剿”斗争

罗汉里根据地红军游击队频繁出击敌人据点，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兵痞，截获国民党大量钞票、银元，抓俘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给国民党福建当局以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恼怒至极，紧急调动省宪兵、保安团和驻军以及永泰、福清、莆田、闽侯四县保安队等共3000多兵力，于1936年2月26日分别进驻福清的琯口、上店、磨石、东张、闽侯的尚干、坊口、大义、西塘、溪口和永泰的葛岭、大樟、塘前等地向罗汉里实行军事包围，同时还派出飞机侦察，铁甲车巡逻，妄图一举把游击队消灭在罗汉山上。

罗汉里红军游击队在何庄桥伏击战胜利结束后，就预料到敌人疯狂反扑的可能。当部队回到根据地的当天晚上，立即开会研究，作了反“围剿”斗争的部署：（一）凡是重要文件、贵重物资立即转移到安全地点；（二）俘获的国民党官员由魏耿率少数后勤队伍负责看押，并由熟悉地形的何兰英带路在罗汉周围山上流动隐蔽；（三）立即派出游击队分头到各基点村，发动群众分散隐蔽；（四）化整为零，把游击队分成3个分队，与敌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第一分队由刘突军带领到后埔溪山上；第二分队由吴德标带领到马蹄山上；第三分队由杨采衡带领到双坑后面大山里。黄孝敏带领一部分武工队员撤出罗汉里，设法与闽中游击第二支队和特委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陈云飞带几个战士转移到福清琯口附近隐蔽，负责联络和侦察敌情。

2月25日，全体游击队员按照支队的部署全部进入反“围剿”斗争岗位。

2月27日，国民党军队开始搜山，各路敌人用枪逼着群众在前面开路，进山后，又强迫他们砍树烧山搭草寮，实行分进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白天搜索到那里，晚上就在那里宿营布哨，妄图紧缩包围圈将游击队一网打尽。当天下午，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搜山的敌人只得退回宿营地。

雨断断续续下了几天。3月1日，雨刚停，敌人又继续搜山。这次，敌人集中大批人马，一面搜山，一面在各个山头路口设岗布哨，严密封锁。游击队第一分队与二、四分队的联络被切断，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3月中旬，敌人集中所有兵力，在各个山头布防，连小山沟都布满了岗哨，甚至连夜晚都点火把搜山，但游击队利用深山密林，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使敌人时时处处扑空。

时值倒春寒季节，整天霪雨霏霏，寒风刺骨。恶劣的气候和缺吃少穿给伤病战士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身处荒山僻野，又无医无药，病痛时时折磨着战士。政委刘突军在一次行军中，脚板被竹尖刺破化脓，但他没有叫一声苦，在战士面前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而对战士还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在他影响下，全体战士面对险恶的环境，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同敌人周旋于深山老林之中，躲过了一次一次敌军的搜索。

随着敌人“围剿”时间的延长，被围困在山中的游击队处境越来越困难。要摆脱困境，就得想办法不失时机地主动袭击敌人。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风猛雨大，山上漆黑一片。刘突军利用这个袭击敌人的好机会，指派5名战士，摸黑越过敌军封锁线，绕到双头坑敌据点，出其不意地扔了几颗手榴弹，打了一阵枪，敌死伤六七个。敌人摸不清情况，就轻重机枪胡乱地扫射起来。附近的敌人听到枪声后，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点起火把，在据点里乱放一阵枪。等到双头坑敌人明白过来，停止射击时，我5位战士已安全撤离。第二天，敌人又出动大批人马，搜剿双头坑山，游击队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隐蔽。

第一小分队接连几个夜晚派出突击队潜入敌营，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其他小分队也很快地推行第一小分队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从而改变了游击队前段单纯隐蔽挨打的被动局面，创造了防守中进攻的反“围剿”斗争新经验，变被动为主动。

3月下旬，由于接连不断的暴雨，刘突军接受战士们的建议，时常把小分队带到能避风雨的地方宿营。一天夜里，寒风凛冽，雪雨交加，战士们手脚全被冻僵了，刘突军带领小分队到下堡溪附近小庙里烘衣取暖。拂晓时，因疏忽露出火光，被敌兵发现，敌人立即吹哨集中，从竹桥上猛扑过溪。在这紧急关头，刘突军带领小分队迅速抢占险要地形，以密集的火力痛击刚跨过竹桥的敌人，前头之敌倒下几个，后头之敌抱头鼠窜向竹桥上蜂拥，竹桥被挤压断塌，几十名敌兵葬身于奔腾的溪流之中。未过桥的大队敌兵只能眼睁睁看着游击队急速撤离并消失在山野密林中。这场战斗，敌人死伤几十人，而游击队只伤1人。当天下午，两组20多位战士在密林里会合。刘突军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在游击队暴露了目标后，敌人必定调集重兵围攻。于是决定将全队人员分成5个小组，朝敌人已经搜索过的其兵力布防相对薄弱的山头转移，并确定好突围后集中地点及联络信号。5个小组经几个小时冒雨摸黑艰难跋涉，终于越过半岭到龟湖山一带封锁线，安全地转移到珠仑山，把“围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敌人3000多人马，在罗汉里“清剿”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摸着游击队的去向，反而在下堡溪丢下几十具尸首。敌人气急败坏，施展出更加残忍的手段，一面继续搜山，一面抽调人马配合反动民团，到罗汉角楼、肖厝、半岭、大坑、垱下、波兰等革命基点村“清剿”，对这些基点村进行惨无人道的洗劫。烧毁拆除民房147间，抢掠财产不计其数，抓捕无辜群众200多人，残酷杀害12人，但敌人的暴行并没有使根据地人民屈服，不少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粮报信。女交通员棋三妹不顾身怀六甲，冒险为游击队送粮食、情报，返回时不幸被保安团发现抓捕，保安团逼她带路找游击队被拒绝后，竟当场杀死护送她的游击队员张木土并剖腹取肝，进行恐吓。但她面不改色、骂不绝口，最后被保安团枪杀并枭首示众。

敌人找不到游击队踪迹，一方面集中大批兵力继续搜剿外，另一方面采用特务侦探办法，派便衣特务伪装成上山砍柴的群众潜入深山里，通过被游击队收编的原刘春水匪部匪徒陈香信、方美佳关系，对游击队支队长魏耿进行金钱、美女的诱惑。面对白色恐怖和严峻的斗争环境，魏耿和何兰英经不起考验，动摇了革命，献俘投敌。

1936年4月，闽中特委领导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魏耿叛变投敌的消息后，认为魏耿的叛变，对罗汉里游击队构成极大的威胁，必须采取应急措施。于是闽中特委立即派黄孝敏回罗汉里设法通知游击队迅速向莆永方向转移。5月上旬，隐蔽在罗汉山中的各路游击队在刘突军、吴德标带领下迅速安全地转移到莆永边界，中旬到达莆田常太際川，同闽中游击队第二支队会合。特委决定两支队伍合并后仍称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刘突军任支队政委，吴德标任支队长，雷光熙、王铁成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任参谋长。至此，国民党发动并持续二个多月“围剿”罗汉根据地，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彻底破产。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及魏耿的叛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江涛、江国荣回家乡琅岐。他们在衙前、江朱等村进行活动，发展了江存发、陈只只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先后发展了陈春海、江敬栋、江银银等10多人加入游击队。并派人前往闽东寻找党组织。

六、开辟新游击区

汇合后的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在特委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频频出击，把游击战争打到莆田平原和沿海腹地去，国民党军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

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于1936年7月下旬，又调动国民党第四十九团两个营和莆田、仙游两县保安队共700多人，从莆、仙两面向常太根据地中心区域夹攻，并采用清乡手段，久驻长剿，大肆烧杀抢掠。事先转移隐蔽在山上的军民，由于没做长期反“清剿”的思想准备，所带的粮食很快吃光了，饥饿成了严重威胁。加上时值盛夏，蚊虫肆叮，疾病交加，环境十分恶劣。为摆脱敌人围困，坚持革命斗争，闽中特委决定武装队伍撤出常太根据地，到莆永边界山溪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山溪，位于莆田、仙游、永泰三县交界处（现属莆田县），山高水冷，交通闭塞，是个三管三不管的地带，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但有股匪黄开元四五十人枪，长期盘踞山溪一带。为迅速扎根山溪，9月上旬，闽中游击二支队在刘突军率领下，从莆田赤石、赤溪开赴莆永边界，进驻山溪。游击队进入山溪时，一边派骨干黄国璋等人与匪首黄开元谈判，一边把队伍开进山溪芹石。黄开元见“兵临城下”，无法所为，只好接受“互不侵犯”条件。随后，游击队开进山溪寨休整。同时，闽中特委还派方子明（中共莆田常兴区工委委员兼民族民卫团团长，后为党的七大代表）到山溪东北面莆田与永泰交界处的宁里、旗插安、凉伞山、寨下、凤落等地活动，发展一批党员和游击队员，开辟新的革命据点。

游击队进驻山溪后，一面进行整训，提高队伍政治军事素质；一面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并组成一支抗敌保乡的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增强了群众同党和部队的团结，游击队很快地在山溪一带站稳了脚根。

国民党永泰县政府获悉山溪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急忙派保安队驻防山溪北面永泰蕉坪村，并筑堡设岗，以便对付游击队。蕉坪敌岗楼直接威胁山溪游击根据地的安全，特委决定予以拔除。1936年10月，刘突军率60多名战士包围了蕉坪敌岗楼，采用攻心战术瓦解守敌，使敌兵自动缴械投降，缴获步枪30多支、手榴弹几十枚等。蕉坪岗楼被拔除后，永泰保安队即调一个连兵力配合民团向山溪进剿。游击队得到情报后，把部队撤到山上，并设下埋伏。敌军一路奔波，行至山溪寺时，疲惫不堪，就卸下武器歇息。趁敌不备之际，埋伏的游击队突然杀出，敌人来不及反击，被冲杀而散，纷纷夺路向永泰方面逃窜。这时，刘突军带领的另一路10多位战士，化装成敌人便衣队，向敌人包围圈薄弱点走去。因敌人被我便衣蒙住了，当战士们逼近敌防线时，突然向敌军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人仰马翻，抱头鼠窜。这一仗敌人死伤惨重，待败退到蕉坪时，只剩下四五十人。

1936年10月上旬，敌人因“围剿”山溪遭受失败，国民党闽中驻军第九师二十五旅因“剿共”不力被调防，改由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师二三九旅驻防闽中。该师旅长钱东亮一到莆田（旅部设在莆田），即气势汹汹地命令四七八团团长李鼎夷率兵“剿共”。10月24日，李鼎夷指挥驻军及地方保安共700多人，分三路再次“围剿”山溪。一路从常太出发，经白沙直抵大帽山包抄山溪；一路由新县出发，经吉上、白玉山包围山溪；一路从永泰出发，经蕉坪直插山溪。这次进剿，改用夜间行军，图谋突然袭击。幸好这天清晨大雾弥漫，刘突军带几位战士外出工作，在山溪口发现进犯之敌，迅速返回驻地，紧急集中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战斗。天亮时，两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难解难分。游击队领导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不宜久战。为保存实力，游击队决定主动撤出山溪，转移到新开辟的宁里据点隐蔽。为转移敌人视线，引开清剿敌人，以便突围转移，决定部队分三路突围：一路由刘突军带领撤到后溪吉坑山隐蔽，然后转移到宁里、旗插安一带；一路由雷光熙带领从长柄出发，杀回马枪，往渡口佯攻敌常备队之后，经常太際川去仙游，然后折回宁里；另一路由吴德标率领奔袭琯口镇，镇压了曾充当“清剿”罗汉根据地清乡队鹰犬，带队捕杀游击队员家属和基点村群众，双手沾满人民群众鲜血的琯口镇联保主任潘德仁，而后转回宁里。1936年11月上旬，从山溪突围撤退的各路游击队分别安全转移到莆永边界宁里、旗插安会合。

为尽快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秋，闽中特委领导人王于洁亲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王于洁在上海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便乘厦轮返闽。在厦门，王于洁与中共厦门工委书记肖林取得联系，肖林告之厦门工委属香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领导，并答应协助闽中特委打通与“南临委”的联系。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闽中特委派余长钺等从上海经桂林转赴香港。10月末，余长钺写信告诉特委，已与中共“南临委”接上关系。于是，特委又派黄孝敏赴香港与“南临委”联系。11月下旬，黄孝敏、余长钺从香港回来，向特委传达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喜讯和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以及“南临委”对闽中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央和“南临委”的指示精神，特委决定不提“反蒋”口号，停止对国民党军事据点的袭击，把队伍隐蔽下来休整训练。通过抗日救国新形势的教育，加强团结和遵守纪律的教育、军事训练以及学讲普通话等整训，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为后来奔赴前线投入抗日战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7年2月，闽中特委从中共“南临委”寄来的《救国时报》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中共联蒋抗日的新精神，决定召开特委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政治宣传，敦促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2月16日晚，特委会议在莆田梧塘洪度村召开，由于叛徒出卖，特委书记王于洁和特委委员黄孝敏、潘涛、余长钺4人同时被捕，接着叛徒又带领敌人到福清诱捕了特委委员、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同年6月23日特委5位领导被杀害于福州。5位特委领导的牺牲，给闽中革命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幸免于难的刘突军面对危局，决定重建闽中党组织，成立中共闽中工委，刘突军为工委书记，苏华、黄国璋为委员。继续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7年4月，中共闽中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向中共“南临委”汇报请示工作。6月中旬，黄国璋返回闽中，向闽中工委汇报了中共“南临委”关于“闽中工农游击队应统一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番号为‘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国共两党已在谈判合作抗日，闽中工委也可选择有利时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指示。随之，闽中工委在莆永边界宁里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闽中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吴德标为司令员，刘突军兼任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为副司令员，杨采衡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待条件成熟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这次会议，对于闽中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共“联蒋抗日”的方针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闽中党组织为争取实现闽中地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了不懈的努力。

来源：中共闽侯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