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实行扶蒋反共政策，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处心积虑地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独吞抗战胜利成果，以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与卖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中国人民同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

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特别报告中宣称什么：“与中共斗争，无法妥协，今天之急务，在于团结全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即创造斗争条件和环境，故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即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但因其主力军队还在西南、西北地区，一时难以迅速开赴内战战场，故尚不敢发动全面性的内战。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一面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一面又玩弄“和平”阴谋，以掩盖其内战嘴脸。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失去警惕，党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并可能发展为大规模内战”。

国民党福建当局秉承蒋介石旨意，强化反共反人民的统治，积极准备内战。在政治上，利用重庆谈判之机，一面指使其御用媒体大造反共舆论，诬蔑共产党“拥兵割据”“破坏统一”，并致电蒋介石“迅予制止中共行动”，一面声称“福建没有国共问题”，将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诬称为“奸党”、“奸匪”，加以治罪。他们在各级政权机构强化特务统治，对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对现实不满的人进行监视、盯梢，甚至秘密拘捕、杀害。在福州郊县，布置“各区组织清乡委员会，并举办保甲长训练班，进行反共宣传教育，协助国民党政府抓丁、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在农村山区，还配合乡反动豪绅，组织反动民团武装，设立关卡，实行“联防”，破坏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

在军事上，则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及隐蔽基地进行“清剿”。国民党福建当局在全省设立闽东、闽西、闽北、闽南、闽中5个“绥靖区”（林森、永泰、长乐、福清等县均属闽中绥靖区管辖）。他们先后动员7个保安团，1个宪兵团、1个特务营，1个水上警察总队，妄图用3个月时间肃清福建境内所有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

在经济上，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聚敛资财，筹集内战经费，采取增加捐税，大量发行纸币和债券，搜刮民脂民膏，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灾难。由于反动政府滥发纸币，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引起市场物价的飞涨。以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为标准， 1946年2月米价就上涨7倍，到同年9月便上涨40倍。经济严重恶化，使福州、林森县各阶层人民陷入苦难深渊，城市大批工人失业，贫民大量增加，公教人员收入不敷个人半月生活费。农村情况更为悲惨，由于经济破产，加上灾害、瘟疫，饥民载道，哀鸿遍野。

二、闽侯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蓬勃发展

在抗战胜利前夕成立的中共闽江工委，为迎接新的革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方针及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一方面坚决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另一方面继续贯彻分散、隐蔽、发展的方针。积极准备力量、等待时期，保证福州地下党组织顺利实现从抗日民族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转变。

中共闽江工委遵照省委关于“自力更生，赤手成家 ”、“城市工作为农村服务”的方针，提出“不声不响地拼，拼出工作基础”，动员党员深入基层，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建立新的工作据点。工委首先把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各大中专学校，同时积极“向外县发展”。1945年9月，工委派何友于到邵武与福建协和大学的两个马列主义秘密小组联系，开展建党工作；派林白到林森县水陆交通要道的桐口乡发展党员，建立据点，使该据点成为通往省委驻地山头一个重要渡口交通站。派黄森担任中共福安县委书记，开展闽东地区城镇工作。到1945年底，工委在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学院、英华中学等学校以及工厂、郊区农村发展党员40多人。并在英华中学成立中共福州第一特别支部。同时，为了加强领导，明确分工，整顿和发展党组织，相继成立调查研究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共福州第一市委、中共福州第二市委。接着又成立中共林森县工委，林立为书记，张树雄为副书记，陈清官（关平山）、林克俊为委员。并在林森县的闽安镇建立了“闽安镇革命协助会”。工委还派林克俊到螺洲等地发展党员，成立螺洲党支部。派饶刚生到林森县兰圃向江国荣传达省委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并发展了林森官等10多名党员，后深入到工人队伍中开展活动。

1946年闽江下游地下交通运输队党支部成立，林森官任书记，林举清为队长。党支部成立后，利用10多艘粪船从福州闽江下游内港，水上运输粪便、垃圾到林森县的兰圃、青圃、辅翼、尚干等地作掩护，多次秘密为省委机关和闽中游击队转运枪支弹药，护送往来干部等。

与此同时，城门鳌峰三角埕党支部建立，林知仁任书记，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息斗争。中共林森县委成立后，于1946年2月在螺洲乡（今仓山螺洲镇）建立了中共南门区委，并在上洋、桐口、东门横屿、大湖、白沙、铁坑、小北岭的谢坑、东坑等地建立了10个党支部。

1946年4月，闽江工委在林森县桐口乡龙山村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福建省委2月在福州仓山麦园顶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史称“二月会议”）精神，庄征主持会议，会议总结闽江工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分析了当时日益严重的内战危机形势，提出为争取民主、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保证实现组织上安全，“培养基层干部20个，作为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巩固福州，开辟外县市15个”；“纪念‘红五月’，筹募经济100万元”等工作任务。中共林森工委认真贯彻省委和闽江工委的会议精神，踊跃筹募钱款。林森工委委员陈清官将其父分给他的家产进行变卖，所得现款600万元，全部贡献给党组织。接着林森工委于4月8日领导组织林森县和福州300多名公立小学教员，展开抗议国民党政府挪用教育经费、拖欠教师薪金的罢课斗争。教师们汇集南校场，抗议国民党政府扣发教员工资，随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要活命”“发还欠薪”、“增加工资”等口号，前往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请愿，迫使省教育厅答应发还所拖欠的教师工资。

6月，中共闽中特委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撤消福清中心县委，分别成立福长林、福长平和福平3个工委。福（清）长（乐）林（森）工委书记俞洪庆，委员沈祖澄、郑长奇。工委辖有林森县七里地区的东台、西台、兰圃等几个党支部，直至1947年底，福清县委建立时，转归福清县委领导。

中共闽江工委于1946年7月24日在螺州召开干部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三个月的工作和今后任务。决定将中共林森工委改为中共闽侯县委，林立任县委书记，张树雄任副书记，委员林克俊、陈清官。会后，县委委员林克俊率领一批人员开辟从大、小北岭通向古田、罗源边境的交通线。同时县委机关从水部小纱厂转迁至鼓山上洋村。县委下辖南门、北岭、凤坂区委和三角埕、螺州、上洋、桐口等党支部以及东门、横屿党小组。随后，闽侯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张树雄、县委委员陈清官、林克俊和南门区委书记陈本湜等，到福州南门外以螺洲为中心的城门、三角埕、山顶等乡村，发动农民，利用国民党“二五减租”的口号，向大地主要求实际减租的合法斗争。同年9月，又在螺洲杜园村灵山寺组织召开农民大会，与国民党林森县党部书记及大地主开展面对面辩论，迫使他们公开承诺农民减租的要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闽江工委所属组织调委会派林元照到东屿、下洋建立2个党支部。闽侯县委林克俊和党员林庆祥、张经仙等到林森、连江交界的双北乡东岭山区开辟据点，继而扩展到牛项、捷坂、梅洋一带，建立秘密农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高利贷斗争，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基点。

1947年6月，由原城工部所属的中共古田县委改建的中共古（田）罗（源）林（森）中心县委成立，书记李继藩、副书记陈盛騤，委员林吉安、林建中。同时由原古田县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了古（田）罗（源）林（森）人民游击大队，有40多人枪，叶宣耕任队长，后由阀东升接任。同年8月，因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9月县委及游击队停止了活动。

1947年8月，中共闽侯西区工委在林森县仁洲村成立，下辖仁洲、裡店、仁山等几个党支部，池治光任书记，陈惠民任副书记。1948年2月，中共福（清）长（乐）林（森）中心县委成立，书记林元照，直属闽中地委领导。同月，林白，林克俊派出干部在大湖、白沙发展党员，建立10多个基层党支部，并将原北岭、大湖、西区3个游击区连成一片，分别由张经仙、王汉平、郑其土、池治光等人负责，以加强联系，更好地开展游击斗争。同年9月，中共禄家鲤尾区委成立，负责人林培琛；中共林（森）长（乐）边工委，负责人魏世英（后陈定波）。

1947年10月，闽浙赣省委决定成立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中心县委（简称五县中心县委），原属城工部领导的中共闽侯县委改属五县中心县委领导。同月，五县中心县委决定林森县的工作重点放在东岭、小北地区，遂成立了中共小北工委，张元筹任工委书记，王金佃任工委副书记。同月，五县中心县委决定在原魁岐工委基础上建立中共林（森）连（江）罗（源）沿海地区工委，工委书记凌尚可，领导这三个沿海地区的革命斗争。

1947年12月，中共闽（侯）连（江）罗（源）边区工委成立，书记徐兴祖，副书记林逸森，委员魏长竹、刘德康、张经仙、王慰生。工委活动在这三县边界地区。1949年4月，受“城工部事件”影响，该工委脱离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独立活动到解放。

1948年2月，中共闽中地委决定成立中共福（清）长（乐）林（森）中心县委，书记林元照，组织部长陈大鹍，副部长林波，宣传部长林道周，武装部长苏林修，妇女部长陈淑瑜（女）。中心县委还创办机关报《解放报》。同时成立林（森）长（乐）边区游击队，共60多人枪，队长苏林修，政委林元照。1949年5月，撤消福（清）长（乐）林（森）中心县委，组建中共福（州）马（尾）工委。

同年夏，属中共闽中地委领导的福清县委在林森县七里地区成立中共七里区委，黄建国任区委书记。

9月，中共禄家、鲤尾区委成立，书记林培琛。同月，中共林（森）长（乐）边区委成立，区委负责人魏世英，后由陈定波负责。

同年10月，五县中心县委派张经仙到关源里高山顶一带活动，并成立中共西北区工委，张经仙任工委书记。同月，林（森）连（江）罗（源）沿海地区游击队成立，有200多人，队长凌尚武，政委陈添源（后由陈可珠接任）。

11月，东岭游击队（亦称林、连、罗边区工委游击队）成立，150多人枪，徐兴祖任队长兼政委，林逸森任副队长。

1949年1月，西北区游击队成立，有200多人，队长张经仙。同月，西区游击队在关源王大坑成立，有2个中队，队长池治光，副队长邱孟光。

5月，中共福（洲）马（尾）工委成立，书记林元照，组织部长陈定波，宣传部长陈伯玉，武装部长苏林修，委员林万杨、吴松官。工委直属中共闽中工委领导。同时成立福（州）马（尾）游击队，有300多人枪，林元照任队长兼政委。

6月，五县中心县委派王金佃等人回林森县建立中共林森县工委，整顿组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福州和做好支前工作。王金佃任工委书记，郑其土任副书记，张经仙任组织部长，池治光任宣传部长。同时成立林森县游击队，有200多人枪，王金佃为游击队负责人，下辖陈钊锵、邱孟光、林光标、林文光4支游击队。此前成立的西北区游击队、西区游击队归属林森县游击队领导。

同月，中共闽中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林森县委，书记林得利。同时成立林森县游击大队，编为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第一团队第二大队，林得利任大队长兼政委，副大队长吴春仁。

中共罗（源）古（田）林（森）边区工委也于同月成立，书记林道禄。同时成立罗（源）古（田）林（森）边区游击队，有队员160多人，队长张道禄，副队长张爱。

三、城工部在闽侯的组织与活动

1946年11月，省委召开中共福建省党员代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扩大斗争区域，统一领导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革命斗争，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后又改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同时遵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决定将中共闽江工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庄征为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起、林白、杨申生为委员。

1947年2月，庄征在林森县桐口乡龙山村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史称龙山会议）传达区党委关于“撤消闽江工委，成立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的决定和《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草案）》。会上，庄征作《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阐明城市为农村服务方针的重要意义，确定城市工作的“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的方针，号召知识分子为农民群众服务，在校内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工人中领导下层斗争，动员输送干部到农村工作，解决经费，支援农村，发动兵变、民变，建立隐蔽政权，开辟第二战场。”并决定成立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林白、曾焕乾任正副司令员，庄征、李铁为正副政委。还决定原属闽江工委领导的中共闽侯县委及下属党组织南门区委、北岭区委、凤坂区委和8月成立的西区工委等转属城工部领导。

龙山会议后，城工部的党员、干部按照《开辟第二战场》决定，积极开展工作，3月区党委候补委员孟起在林森县螺洲乡召开原闽江工委所属福州第二市委和调委会系统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党代会和龙山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中共福（清）长（乐）闽（侯）地委，陆集圣任书记，林元照任组织部长兼农村武装部长，张聪敏为宣传部长。会后，发出“红五月”运动号召书，号召广大党员全力支援游击战争。同时，抽调知识分子党员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建立党组织，组织游击武装斗争。

1947年10月，由城工部副部长林白兼任书记的中共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中心县委（简称五县中心县委）在高湖乡成立，统一领导福州及周围地区的农村斗争。林白受任书记后，以城工部闽侯县委书记林克俊、县委干部林庆祥、林逸森、周则霖、张友仁、吴杲等为主体，抽调城工部学委及福、长、平工委的徐兴祖、郑杰、杨华（翁绳金）等20多位党员骨干，于年底赴东岭山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武装，创建游击根据地。林白等到达东岭后，决定以东岭山区为中心，逐渐向福州地区邻县扩展。不久，成立了中共闽清县委、中共古田县委、中共闽连罗边区工委、中共东岭工委、中共连江工委，任命林克俊为五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1948年春，针对当时双北地区遭遇春荒，广大农民生活陷于困境，林白组织领导捷北、牛项、小梅洋为中心的30多村落近千人参加的农民度春荒暴动，收缴土豪劣绅粮食近千担，赈济贫苦农民。接着又领导发动东岭地区周边连江县的长汀、江南和林森县的闽安等乡村的农民暴动，斗争持续10多天。通过群众分粮斗争，建立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和贫农团、妇女会等。林白还派党员刘文耀争取了当地“绿林”首领饶远仙及其武装队伍加入革命行列，增强了东岭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

1948年2月，以原五县中心县委武工队为骨干，以暴动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共60多人枪在东岭君山村成立，郑杰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不久，由于东岭游击区域扩大到小北岭地区，队伍发展到100多人枪。后来，因郑杰调闽北工作，东岭工委并入闽、连、罗工委，徐兴祖接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随后，徐兴祖任游击队政委，王金佃任队长。

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闽浙赣边区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城工部事件。1948年春，该边区连续发生了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失踪、闽北游击纵队遭伏击、闽（清）永（泰）尤（溪）中心县委遭破坏等几起重大事件，闽浙赣省委在未作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误认为是城工部人员所为，依此错误认定城工部是 “红旗特务组织”，先后错杀了庄征、李铁等一批城工部组织的领导和骨干，并解散城工部组织，同时指示福州、闽中、闽东、闽西北各地把一批城工部骨干就地或调上山紧急处决，酿成了城工部冤案。

城工部冤案给林森县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共闽侯县委书记林克俊、副书记张树雄被错杀，禄家鲤尾区委主干张章淦在南通瓜山被错杀，致使闽侯县委不复存在，下属的党组织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停滞了革命活动。而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高尚革命精神。建国后，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四、闽浙赣区党委尚干南阳顶会议及《八•二八指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抗，内战全面爆发。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6月对皖浙闽边区爱国游击战争作出指示，指出目前在皖浙闽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尚小，且无主力骨干，暂时要求不宜过急，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游击战争，应“从发动群众，要求减轻负担，免除征兵、征粮、减租减息等经济斗争做起”。同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针对闽浙赣边区四个月来游击战争开展和存在的问题，又致电作了重要指示（即灰日指示）：一、在农村敌人的控制力还相当强，人民武装力量尚弱的条件下，必须着重从群众为生存而斗争着手。在斗争过程中，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才能更大地开展；二、游击队与主力武装的组建，不可操之过急。缺乏骨干和战斗力不强的游击队，应避免与强敌作战与攻城攻堡，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三、各地的党组织仍应靠秘密与群众掩护，而不是靠武力掩护。党的秘密组织与游击队要分开，以免遭受敌人破坏；四、所谓“枪变”应停止进行，打入敌军的目的是争取全连全团兵变起义，应长期埋伏，等待时期；五、军事干部，主要靠自己办训练班和在战斗中逐渐培养，不要依靠上级；六、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的胜利形势下，要防止地方党“拔苗助长”的盲动行为。越接近胜利，越要小心谨慎。《灰日指示》，对总结闽浙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调整部署，胜利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闽浙赣 区党委于1947年7月中旬在林森县尚干南阳顶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曾镜冰、左丰美、黄国璋、苏华、黄扆禹、刘润世、庄征、李铁、孟起等。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曾镜冰作接受华东局批评精神的报告，对前段爱国游击战争进行总结，对下一段的斗争任务作出部署。会议于8月28日通过了《闽浙赣人民斗争特点与闽浙赣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接受华东局灰日指示的指示》（简称《八·二八指示》）。《八·二八指示》着重强调游击战争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承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同时决定立即将武装队伍和干部分散到各地，建立并加强党的组织，发动广大人民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争。

为贯彻《八•二八指示》，闽中地区分别于10月11日在惠安县山腰乡和晋江县塔头乡召开会议，要求各县区委针对本地具体情况，尤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选定敌人力量薄弱，可能进攻的地方，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并确定今后的任务：整顿组织，肃清内奸；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以反“三征”为主的生存斗争；组织群众武装，建立和发展掩蔽根据地；抓紧时期，镇压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头目。

塔头会议后，中共福（清）长（乐）林（森）工委在长乐县的黄石、下洋、东屿和林森的兰圃等乡开展反“三征”群众斗争。

陈亨源带领一队20多名武装人员来到福（清）长（乐）林（森）边区，抓捕并处决了福清海口7名叛徒，扫除了斗争障碍。接着沈祖夏于6月1日带领工作队到林森七里地区，与黄建国等人一道，发动东台、西台贫苦农民200多人到辅翼村，镇压带头抗拒减租减息的恶霸地主，并拘禁跟随其抗拒减租减息的10多名地主、高利贷者，缴枪5支。接着，西台、傅筑乡群众亦镇压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地主，罚谷200担分给贫苦缺粮群众。从而，煞下了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打开了福长林边界斗争局面。

五、爱国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遭到空前的大失败。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方面放出“和谈”烟幕，争取喘息时间；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军事部署，作最后挣扎。福建省国民党当局，不但加强兵力和对民众的组编，还调整其“清剿”部署，撤消“全面警卫，分区清剿”。“实施省际边区防剿和县际联防清剿”。闽中地区被划为全省3个重点“清剿”区之一，又将林森、永泰、福清、长乐、罗源、连江、闽清等县划为第四“清剿区”，采用城乡并举，内外围困，妄图在解放大军南下之前，消灭各地共产党和人民游击武装。

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闽浙赣省委于1948年4月20日在南平大凤乡杜嵩岭召开会议，于5月1日通过了《中共闽浙赣省委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决议》（简称“五·一”决议），号召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闽中地委于5月26日在林森县南阳顶戴帽山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省委“五·一”决议精神，继续开展以反抗“三征”、除恶分粮为中心的群众求生存斗争。

1948年春，由林白领导的东岭、双北地区近1000多人参加的农民春荒暴动，震惊了国民党福建当局，他们急令林森县保安队向东岭青盲仑“进剿”。林白作了紧急部署后，亲率中心县委机关人员和游击队转移小北岭。在小北岭又发动铁坑、高山顶农民暴动。此时郑杰、林逸森等率20多名游击队队员，坚守在东岭与敌周旋，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剿”。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在大北岭宦溪成立“清剿”指挥部，调集林森、连江两县保安队及贵安、潘渡民团共1000多人，分兵8路，对东岭根据地大举“清剿”，林森县的铁坑、社坑群众被抓30多人，被杀10人，民房被烧毁17座。为取得反“清剿”胜利，林白决定把游击队隐蔽在敌人包围圈边缘，伺机袭击地主民团武装，以扰乱敌人“清剿”部署。与此同时，继续分头发动群众打土豪，镇压反动乡保长，破仓分粮，使敌人内外受困。同时反“清剿”游击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分别在青盲仑、牛项、小梅洋、捷板等地与敌周旋于东岭、小北岭群山密林中，并伺机袭击敌人，以牵制敌人兵力。在陈洋、三角坂的游击小分队在侦知敌人将到之时，乘夜色进行伏击，打伤敌兵2人，捕杀了向敌告密并带路搜山的暗探2人。此外，隐蔽在大北岭的游击小分队，也袭击了敌“清剿”指挥部，搞得敌人晕头转向。5月，敌人要增调连江保安队和贵安、潘渡民团共300多人，再度向小梅洋进攻，游击队和当地民众则利用有利地形，联合阻击来犯之敌，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6月，北岭游击队集中到高山顶据点，夜袭岭头乡地主炮楼，缴获高山顶通敌分子枪支。月底，敌人向高山顶地区“围剿”，王金佃率部分游击队在高山顶、下奔洋之间与敌周旋，以牵制敌人。林逸森率另一部分游击队，出敌不意回师东岭，在小梅洋毙、伤敌兵10余人，缴枪10多支。坚持在小北岭地区斗争的张经仙，带领武工队镇压了作恶多端的双北乡乡长，并在大湾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杀恶霸，取得了节节胜利。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易自修部队“围剿”下寮、关源，党员、骨干被捕13人。为迅速歼灭盘踞在铁坑、谢坑等10多个村庄的国民党下寮乡乡长王官全和坂头自卫团团长刘钦两股反动势力，游击队于1948年4月16日，在获得王官全要参加罗坪郑长善儿子婚宴的消息，即派出小分队埋伏路旁等候。当王官全乘坐轿子抬到坪木贡时，埋伏在路旁的5个游击队员一齐举枪射击，王官全当即毙命。 

1949年初，为摧毁林森县双北乡反动当局控制的坂头反动武装势力，小北岭游击队先在东墘村一带破仓分粮，收缴地主民团枪支36支，分粮300多担，赈济贫苦农民。坂头自卫团长刘钦十分惊慌。游击队派人多次做他工作，但效果甚微。游击队决定采用政治和武力相结合办法予以解决。2月，张元筹、王金钿带领300多游击队员，突然将自卫团团部包围起来，并派人与刘钦谈判，刘在兵临城下的情势下，只好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坂头自卫队，并收缴长短武器108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1949年5月，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先后在林森县的关源里、大湖、上下寮、铁坑、六锦等地与敌展开多次战斗，牵制了2000多敌军。其中在白沙一战中，毙敌连长、电台长等多人，缴获弹药20多箱，汽油1车，无线电机1台等军用物资。

1949年5月，林森县七里武工队黄建国与福清游击队沈祖夏共率队100多人，在林森县与福清交界的何庄桥和青口等地公路先后伏击国民党张发奎残部，击毙敌连长等3人、敌兵10多人。截击敌货车20多辆。所收缴的货物，除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大部分上交闽中司令部。

6月，林森西区工委游击队在流洋、铁岭、昙石、横屿村附近的公路上，先后3次截击国民党军用汽车3辆，毙敌1人，伤3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并攻打了国民党驻白沙敌军的一个哨所和汶溪地主自卫团的碉堡及地主民团武装等，共收缴长短枪300多支。

 [智取枪支，巧运武器] 1947年4、5月间，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驻扎尚干南阳顶一带，急需一批武器弹药，以加强省委机关武装力量的配备。省委派杨良言（化名老赵）到福州，与隐蔽在福州中洲国民党福建水警总队司令部任警卫排长陈统安（中共党员）联系，共同筹划弄枪。杨良言到福州与陈统安经过周密策划，决定携械“枪变”。

4月初的一个夜晚，杨良言化装成赴港的客商，雇用两辆三轮车运载装满石头和破烂东西的4个行李皮箱直奔水警总队门口，陈统安立即殷勤接待，把行李皮箱搬运进司令部寄存在军械室里。接着，陈统安请这位客商到台江榕楼菜馆吃饭，秘密商谈智取枪支武器之事。

与此同时，黄金献、林国金、陈依财、陈依恩等4人自告奋勇，接受接应运输这批武器弹药的重任。他们通过南通肖洞一位地下交通员陈铁家，筹备到一艘小船，驾着这艘小船从闽侯南通肖洞抵达福州泛船浦，按照秘密联络的信号与老赵接上关系。

第二天下午4时多，老赵又装扮成上海的富商，与陈统安一同来到岸边，“雇用”了黄金献等人早已等候多时的小船。接着黄金献等人就上岸搬运装有枪支弹药的箱子装船，为避人眼目，不泄露“秘密”，陈统安派已同意上山打游击的8个警兵随船护送。自己也假装送客跟随船只开航。当时正处洪水汛期，船只横渡峡兜往南通方向驶去。可船到新岐附近，一阵狂风，把船搁入浅滩里，进退不得。大家下水推拉，经花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只慢慢地推离开浅滩，继续朝着目的地行驶。直到第二天午后1时左右，小船终于到达南通肖洞，大家迅速地把存在船里的4挺机枪、8只驳克枪、1支长枪、1支冲锋枪、3支短枪、6支步枪、8000发子弹搬上岸。由于延误时间，省委接头人员已经离开，一时无法将武器弹药交接。为防止暴露目标，黄金献等人又迅速地把这艘船只凿沉灭迹，将武器暂时隐存在群众家中。随后，经过两天两夜扛运，终于将这批武器弹药运送到省委机关。

 [闽江地下航线] 1946年初，福建国民党当局一面纠集宪兵、保安、特警对各个基本地区严加防范，另方面调集军队向隐蔽在山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实行“清剿”，妄图消灭福建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为加强省委与闽中特委及各基本地区的联系，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开辟闽江秘密地下航线，派省委委员苏华和饶刚生、陈德义担负省委政治交通工作，前往福州负责建立闽江地下航线。福州，是省会交通枢纽，闽江口上游可通闽北、南（平）、古（田）、瓯（建瓯）根据地，下游能往闽中和福（清）、长（乐）、林（森）根据地。在福州设立交通站作为联络中心，对勾通和加强闽北、闽中及全省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闽江轮船公司，原是官僚资本家控制的一个航运企业，辖有几十艘小火轮，从事闽江上游客货运输。早在1945年秋，省委派庄征到福州建立闽江工委，开展城市工作时，已经在轮船工人中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利用轮船完成党交给的秘密交通任务。苏华等来到福州后，遵照省委要“扩大船只”的指示，饶刚生多次秘密到林森县兰圃村，向党支部传达省委的重要意见，策应航线对敌斗争，精心抽调表现突出，熟悉驶船和善于群众工作的江国荣、林森官、林举清、林金木、郑忠清、林开宝、林依弟等到福州，利用现成的运输工具，组建一支由兰圃、青圃、闽安、琅岐、长乐、南港一带农民为主的木帆船队（到福州解放时共有17艘）他们以到福州运大粪等农用土杂肥和送瓜果蔬菜进城作掩护，为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秘密运送武器弹药、药品、接送党的重要干部和传递情报等，在闽江上建立起一条安全、可靠、迅速、方便的地下航线，一直活动到1949年福州解放。1946年春，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闽江运输船队党支部、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在福州台江码头魏依珠家等处相继成立，林森官为闽江运输船队党支部负责人，梁宝通为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负责人，直接受省委联络站领导（联络站设台江区延平路15号，站负责人吴赋敏）运输船队除受省委联络站领导外，还受中共闽中特委双重领导。在仓山和台江还设有两处联络点，刘秀英、林开棋为省委派遣的地下交通员，陈春恩担负支部与省委、闽中特委之间的联络。从此，闽江地下航线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1946年7月，刘秀英送来驳克枪和子弹2000发运到水部，林森官就把它装在粪桶里，用另一条运输船运到兰圃乡后及时交给长乐玉田龙广基农场党组织。1947年，林森官将从“大罗天”运到第四码头的2挺捷克式机枪、2支冲锋枪、1小箱驳克枪和子弹，分别用运输垃圾船运到辅翼、青圃乡，交给闽中游击队。不久，又将轻机枪1挺、驳克枪、子弹1箱，由仓山海关埕宁波下船，运送给闽中游击队。1948年10月，林森官驾船从林森七里前屿运回一部电台，交给刘秀英、梁宝通再转运给闽北党组织。1949年6月，唐发正小船到第四码头江中，把两大箱步枪和五星帽微及行军锅运来，林森官负责转运到闽中游击队。同月，上级派林举清到仓山接收党内印刷品和药品，转交吴春仁运输到闽中游击队。

林森官的木帆船队和闽轮公司的客货船也是省委与闽中特委及闽北各地党组织联系的交通工具。从1947年至1949年福州解放，这支船队按照陈德义、饶刚生布置的任务，精心接应和护送省委曾镜冰、黄国璋、黄扆禹、苏华、王一平、杨兰珍和闽中特委林汝楠、沈祖夏等往返于福州至南平、闽中、闽东等地，还护送奔赴闽中机关工作的城工部的24位党员同志过境。

闽江地下运输船队与码头装卸工人，经常受到封建霸头种种剥削和欺压，码头工人对霸头十分憎恨。民船党支部决定，以搬运工人名义，联名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即工会组织。地下党江国荣通过熟人，打通关节，又借助福州与林森县行政分辖“擦边”机会，经过多方出面协调，终于得到国民党林森县政府批准，同意成立“林森县江南乡木帆船起卸工会”，江国荣任理事长。把林森县的牌子挂到福州，与霸头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9年春，福州解放在即，福州反动势力预感到穷途末路，暗中策划各种应变，企图“破釜沉舟”，垂死一搏。航运民船党员遵照上级指示，全力护厂、护船、护码头，防止敌人企图烧毁凿沉船只。

同年8月，福州解放，航运党支部遵照上级党组织和军管会的指示，全力派遣船只往返于福州、南平、接送解放军大部队南下，踊跃支前。还派出驾船技术骨干，集中鼓山远洋、闽安、帮助解放军培训轮机驾驶技术，为解放福建平潭等岛屿贡献力量。

 [除恶分粮斗争] 根据省委“五一”决议和闽中地委南阳顶戴帽山扩大会议精神，闽中各地先后展开了反“三征”、除恶分粮斗争。

1947年10月，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到林森县东岭，发动该地区一两百里范围几百名群众，以各种形式向地主分粮一两百担，群众拍手称好，十分拥护。随后，五县中心县委又派郑其土带领20多名游击队，到小北下奔洋开展分粮斗争。张元筹回到小北发动群众向地主缴枪分粮。他以地主力量薄弱的左白村为突破口，分了地主张依弟粮食40多担。这时，一些地主企图运粮外出断绝春耕生产的口粮和种粮问题。据此，小北工委提出“发动村村禁止粮食外运，支援农民春耕”的战斗口号，广大农民深深感到游击队的斗争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于是更加主动地支持游击队，大胆起来同地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土乾村群众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在途中截留地主刘若桃外运粮食50多担。地主遭此打击后，甚是恐慌，只好同游击队谈判，并订立几条规定：（一）地主不请兵、不报告，民团不准干涉游击队活动；（二）地主愿意借粮给游击队和群众（第一次先借300担）；（三）游击队不缴民团的枪支。游击队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借粮缴枪斗争。有个晚上，东土乾群众把大地主刘若桃抓起来，收缴了枪支36支，震动了各村。这样，地主们便纷纷交出粮食600多担分给群众。同时党组织又发动贫农团配合游击队，武力进攻坂头村，收缴地主枪支100多支。游击队缴枪分粮斗争传遍各村庄，大小地主知是大势所趋，只好陆续向游击队交枪送粮。

年底，遵照中央开辟第二战场，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五县中心县委派出干部20多人，分成4个支队，在东岭地方开展分粮斗争。刘文耀带领一支队伍，利用保甲长出面向地主借粮，分给群众。但那里有特务反动势力把持，为解除群众后顾之忧，游击队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将当地两个特务杀掉，从而提高了群众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游击队还选择一个地主，作为斗争突破口，将粮食交来分给群众。这样，东岭地区仅10多天就有20多个村庄群众起来向地主开展分粮斗争，党和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1949年4月，五县中心县委决定攻打罗源霍口破仓分粮。中心县委游击队300多人在王金佃、张元筹、郑其土率领下，在当地贫农团和群众1000多人的配合下，分三路攻打霍口。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一个排，一举攻破4个粮仓，把5000多担粮食全部分给群众，取得破仓分粮的胜利。

1949年7月，南港瓜山等地游击队发动群众70多人，在湖头抓捕了国民党镇长、保长等数人。同时与盘踞在尚干、凤港、禄家、新岐、螺洲等地国民党武装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15日，闽中司令部黄国璋亲率几十名游击队进驻瓜山江厝祠堂，在瓜山、南甲组织起青壮年武装抗征队，并在凤岗也组织一支20多人，配有长短枪和自制“土曲九”枪支的抗征队，开展抗“三征”，除恶分粮斗争。8月上街侯官游击队60多人在溪源、榕桥、都石保等地绑架了乡长，迫使其交出枪支20多支，交粮100多担分给贫苦民众。

除恶分粮斗争，大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斗争积极性，有力地打击了农村封建地主反动势力，动摇了国民党的基层反动基础，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基层反动政权铺平道路。

[“攻心”统战，收缴武器] 1949年2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但江南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蒋介石妄图“划江而治”的阴谋策划下，仍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林森县坂头村号称“小美国”的反动自卫团团长刘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武力，招集地主等反动势力，与党组织和游击队相对抗，党组织和游击队决定采取统战策略，分化瓦解的办法，收缴其武器弹药，推毁这个反动据点。后来在游击队多方进行思想工作，并以300多名游击队员包围其自卫团团部情况下，刘不得不同意谈判，缴械投降。

坂头自卫团被摧毁，震动了周边国民党基层武装势力。墙坪国民党上尉连长先后主动上缴12支枪；少校保安大队长缴枪27支；六锦村也陆续上交步枪30多支、子弹数千发。

东汶（廷坪）乡联保主任兼民团团长冯道昂，家在距离廷坪10华里的溪坪村。此村仅有70多户人，地主、富农占了23户，拥有枪支60余支。为有效地解除民团武装，1949年6月，党组织和游击队派马锦鸿通过国民党闽侯县参议员陈玉光甥舅关系，去做冯道昂的思想工作，让他缴枪。开始时冯道昂很顽固，后在游击队的政治攻势下，迫使其将60多支枪挑到廷坪上交游击队。冯道昂民团缴枪消息传开后，动摇了洋箬（洋里）民团团长陈云奇，游击队因势利导，通过东汶乡乡长陈齐诗与陈云奇私人交情关系，对其进行思想说服工作，另方面游击队紧密配合对民团开展思想分化瓦解，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陈云奇民团的两个分队60多人主动携枪投诚。从此，处在山区一带的民团武装势力基本上被扫除，为日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扫清障碍。

[“迎神”节，歼顽敌]林森县兰圃村有个大地主恶霸林柯锬，拥有田地千亩，家财万贯。他眼见农民斗争风暴日益高涨，为保护自己利益和安全，利用兰圃村农历二月十四“迎神”节日之机，演戏闹节3天，特请驻扎沪屿乡的县保安队光顾自己的家宅，备盛宴款待保安队长刘兆春及其随带兵丁队伍一行，妄图借保安武力恫吓民众。

兰圃村地下党支部获此信息后，立即向闽中游击队密报这一动态。闽中游击队领导当即研究决定：“趁保安队在兰圃祠堂看戏之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敌人。但战斗必须神速，歼敌要稳，一鼓作气，不得误伤群众，确保万无一失”。当即派出陈振标、沈祖夏、郑书程、黄建国等12名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看戏群众，依靠兰圃地下党同志内线联系，里应外合，打击歼灭敌人。12名游击队员连夜赶到离兰圃村2里路的泮洋自然村地下党接头户郑孝铨家。为稳准歼灭敌人，大家进一步商讨作战方案。一致认为：根据敌人在兰圃过节的行踪，每晚必在林柯锬家晚宴，应选择敌人到祠堂看戏之机，严密布阵，趁敌不备，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农历二月十五日，夜幕降临， “迎神”通宵演戏开始，在林柯锬家的兵丁，个个喝得飘飘然，嘴上叼着“哈德门”香烟，肩扛腰挂长短武器，三摇两摆、趾高气扬、前呼后拥着林柯锬进入兰圃林氏宗祠。集中坐在祠堂东西两侧楼上观戏。见到敌人看戏兴头正浓、戒备松懈，12名游击队员混在看戏的群众中，严密监视着敌人的动静。按照预定作战方案，分成两组，每组5人，陈振标、沈祖夏负责指挥，两组战斗人员在戏楼背后埋伏。当戏演到高潮时，观众爆出阵阵喝彩之际，突然“砰！”一声指挥信号枪响，站在敌人身后的10名游击队员同时举枪射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场击毙保安队长刘兆春和敌机枪手数人，敌副队长薛某负伤跳楼与部分敌兵混在看戏人群中仓惶逃窜，林柯锬也惊恐万分地逃脱，来不及逃脱的纷纷跪地求饶，缴械投降。

这场战斗，共击毙敌人5名，伤敌3名，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挺，长短枪10多支，子弹几百发。没有误伤一个群众，游击队无一伤亡。战斗结束后，游击队领导对俘虏进行告诫教育后，予以释放。并在台上作了简短的安民报告，随后，游击队连夜撤离兰圃村，带着战利品胜利返回驻地。

“迎神”节歼敌战，拔掉了七里地区一个反动武装据点，震慑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对敌斗争的士气和信心。

 [铁岭截击敌军车] 1949年3月，中共西区工委为扩大游击队伍，壮大武装力量，决定抽调战斗力较强的一连游击武装，在荆溪乡铁岭附近截击敌人军用汽车。

铁岭，是公路交通要道，敌军运输汽车经常往来。铁岭公路两旁有小山，进可攻，退可守，是歼敌的理想地势。西区游击队充分利用这个地理条件，采用分兵三段设伏，第一段由池治光带领一个排的游击队埋伏在铁岭山上，用望远镜观察沿线公路上敌军车来往动态；第二段由一个骨干班分散埋伏在流洋、铁岭、洽浦桥的公路边，负责火力截击；第三段以一个排武装力量埋伏在公路附近的山边和山前、横屿（今甘蔗镇）等地，并发动群众，作好接应运输一切准备。

1949年农历三月初三、四月十八、五月二十，趁洪水上涨汽车行使困难之机，连续三次展开截击敌军车战斗。共截击敌军汽车10多辆（其中击毁3辆），击毙敌兵1人，伤敌3人，缴获长短枪103支、子弹50多箱、手榴弹70多箱、军靴1300多双、电台电话机各1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游击武装力量。

 [夜毁敌通讯线] 1949年3月，根据闽中地区对敌斗争的需要，闽中党组织决定切断林森县与福清县交界的横路至峡南地区的电话通讯线路，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兰圃游击队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一方面出动抗征队，每20至30户为一个队，配备军事、事务队长和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分段布哨，保护群众切断通讯电杆行动。另方面游击队分段包干，负责指挥。仅东台、西台就有近700多名群众参加。他们有的手持斧头，有的手拿柴刀、有的背上鸟枪，趁夜色奔赴目的地。一夜间将横路至峡南30多里长的公路沿线电杆，统统砍断。使福州至福清的长途电话通讯中断。有效地阻碍了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的联络。党和游击队又取得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新胜利。

 [摧毁敌防线与鸭笼顶回击战]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国民党政权中心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江南挺进。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败退。1949年5月3日，国民党国防部福建第二纵队少将副司令陈光庚（鸿尾埕头人）招募数百名新兵集结于闽江边大目溪举行起义，起义军劫持新编第五军团长刘绍英并解除其警卫班，截击国民党闽江下游军货船两艘，毙敌11人，缴粮5万多斤后，开往闽清、古田交界，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接上关系，随后整编为该军第八十三师。7月，古田、屏南、建瓯3县保安队残部300多人，从古田徐州，经文山岗、青坑、下涸、后洋头与大湖地区的省保安团汇合，设立保安司令部大湖防线，妄图阻击解放军南下。林森游击队获悉此情报后，利用地形优势，人人两面攻击三倍于我的省保安团，经过半小时激战，歼敌6人，俘敌50多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50多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军用物资等。摧毁了敌保安司令部的防线，为人民解放军南下扫除了障碍。

7月27日，国民党突击队“围剿”林森县鲤尾游击区，苏林修率队20多人与敌迎战，毙敌10多人，但游击队员方严章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林景国也被敌抓捕牺牲。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向林（森）长（乐）交界山头——鸭笼顶撤退。鲤尾村被敌人洗劫一空，群众被打死2人，打伤20多人。

8月1日，林森县游击大队所属的黄建国、苏林修的两个中队和大队独立排，同长乐县游击队一个中队共200多人，汇集在鸭笼顶庆祝“八一”建军节，国民党保安队和突击队200多人趁夜偷袭鸭笼顶。游击队迅速抢占一个山头制高点，居高临下，英勇回击。与此同时，长乐玉田游击小分队听到枪声，立即赶到西谢山头，边回击敌人，边竖起大红旗，以牵制敌人兵力。战斗从2日拂晓持续到下午3时，游击大队长林得利指挥战斗，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3人，活捉2人，缴枪2支，敌人终于狼狈撤退。傍晚，游击队也撤退到与福清交界的山头，与赶来增援的解放军先头部队会合。在这场偷袭战中，游击大队总务郑荫、队员林依墨等4人不幸牺牲，福马工委陈定波和4名学生被捕，后陈定波被敌杀害。

六、支前运动与闽侯解放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大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突破长江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大部分省市。当上海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第三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前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决定第十兵团的第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担任解放福建任务。

6月底，闽北解放。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叶飞、韦国清率领下，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7月下旬到达建阳、建瓯一线集结。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与6月先机到达古田的人民解放军十兵团先遣部队会师，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支前上来，设立连、罗、林三县支前办事处。事后，林白即率干部战士30多人赶来霍口，办理罗源、连江、林森3县支前工作。在沿途设立罗源县霍口街、福湖，林森县大湖、坂头、白沙、小北、荆溪等7个支前供应站。并在坂头成立一个临时乡政府，负责筹备军粮、马草等物资，组织民工抬担架、修路、架桥等任务。派出干部张经仙等，帮助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部参谋长周景文探察地形，搜集情报。同时，在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及二十八军后勤部的指导下，先后在廷坪、白沙设立交通联络站和军民联合办事处。在此期间，游击队及其筹粮人员日以继夜，四处奔波，动员群众，筹借粮食。广大群众热情支援解放军，不少群众只留几天的口粮，把其余口粮全部供应部队。此间，游击队及时地为过境前线部队征借军粮30多万斤和大量的柴草物资。

当解放大军南下时，辎重部队途经古田葛藤湾、闽清邹洋、林森下村、后垅、廷坪、坑坪、后洋头、尾桥直至东元桥一线时，游击队积极发动沿线群众，连续奋战3昼夜，抢修一条长80多华里的山路，保证解放军重炮军队顺利通过。同时，廷坪联络站还担负为解放军前头部队作向导、沟通林森、连江、罗源3县的前线联络以及护送解放军伤病员和押送俘虏等繁重任务。西区工委也广泛发动群众，踊跃投入支前，及时完成了筹募军粮3万多斤、蔬菜300多担、猪肉5000多斤，以及马草等物资任务。8月上旬，林森游击大队在大义、坊口、宏屿、尚干、青圃、兰圃、峡南、枕峰、东台、西台等地设立支前供应站，筹备粮食1万担、军鞋1万双以及大批柴火、马草等军需品，同时组织民工和担架队为解放军向导引路。在福州、林森即将解放前两天的8月15日，上级命令林森县游击队及时完成筹备军粮大米300担的任务，大队长林得利立即指定第一中队全力以赴，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踊跃筹粮；另一方面把国民党政府部分公粮送到辅翼乡一带辗米厂突击加工，赶在16日下半夜前完成，次日凌晨5时，在5名游击队员及民兵向导护送下，数百名群众将300担大米用肩挑送到目的地，及时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为解放大军南下，胜利地解放福州、林森县作出积极贡献。

1949年8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采取钳形攻击战术，分兵三路，以左右两翼切断敌海陆退路，然后会歼福州守敌。以三十一军为左路，从古田出发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以二十九军为右路，从南平出发，攻占福清，断敌陆上退路；以二十八军为中路，正面攻击福州。8月15日，右路二十九军从尤溪、南平分二路进军，所属八十五师攻占福清，八十六师攻占长乐营前，八十七师沿福夏路于8月17日攻占尚干。中路二十八军从建瓯出发，8月14日向雪峰、大湖守敌九十六军阵地发起进攻。八十二师攻大湖，击败守敌后，直插福州城北的大小北岭，16日攻占小北岭；八十三师攻雪峰，守敌一个旅弃阵而逃，该师尾追堵截、歼灭逃敌数百人。16日，八十三师主力于甘蔗、徐家村截歼逃敌一部，迫近中房；八十四师14日攻占上溪口，截歼逃敌120多人，15日攻占大小箬，守敌向东溃逃，16日沿闽江追击东逃之敌，夺取溪口一带。17日，攻占南屿、双峰山、歼敌1000多人，左路三十一军从古田出发，13日占领丹阳，歼敌两个团，俘敌1500多人。15日攻占闽安镇，俘敌260多人，16时攻占马尾，以炮火封锁闽江。8月17日，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和八十三师先后攻入福州城，宣告福州、林森县解放。

在解放福州战役中，林森县游击队积极配合解放军在乌龙江峡南、千家山、相思岭、福夏路等重要地段截击南逃敌军，俘敌2万多人，毙敌1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车辆、马匹数以万计。

9月19日，中共林森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程少康任县委书记，张建国任县长。从此，闽侯（林森）回到了人民手中，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闽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革命大旗，经过20多年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闽侯人民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来源：中共闽侯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