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http://www.mhnews.com.cn  2021-05-18 16:32:06      【字号

一、闽中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接着,中共中央代表在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讨论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对日抗战的方针。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闽中工委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联系,提出合作抗日的谈判。1937年8月6日,闽中工委派政治交通员金贯一赴香港向中共“南临委”请示如何与国民党合作抗日问题。但金贯一在出发途中被国民党莆田当局巡查队盘查并以汉奸嫌疑拘捕。闽中工委从《莆田日报》上获悉金贯一被捕消息,为营救金贯一,决定公布金贯一真实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接触和谈,表明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诚意,要求释放金贯一。8月12日,中共闽中工委以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指挥部的名义,通过《莆田日报》致函国民党莆田当局,提出“当此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中华民族只有大事联络,一致抗日”,并表示“已准备随时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提议最好“莆田县党部也派代表与渠先行接洽,共同努力于抗日救国运动”,8月18日,《莆田日报》公布了闽中工委致函倡议国共和谈的主要内容,同时报道了国民党莆田驻军第八十师二三九旅四七八团团长李鼎彝前一天对和谈问题的表态。20日,该报又发表了国民党莆田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对记者的谈话,表示接受闽中工委的建议,请工委“速派负责代表来处商洽,或约定其他会晤地点亦可”。闽中工委为合作抗日努力促成和谈的诚意,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

国民党当局同意谈判的意见在报上公开发表后,闽中工委当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马上派义勇军参谋长杨采衡为正式代表,先就交涉释放金贯一问题入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8月下旬,杨采衡前往莆田县城与国民党当局代表、莆田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会晤商洽,并由黄士豪分别引见国民党驻军第八十师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和莆田县县长夏涛声,经过交涉商谈,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释放金贯一。首次谈判,初告成功。

接着,闽中工委又派杨采衡同国民党莆田县代表黄士豪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主要内容涉及双方提出的合作条件,经过一番努力和斗争,国民党方面原则同意闽中工委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击队可以改编,军事上接受统一抗日指挥,军饷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拨付,但组织上保证独立,干部不能变动;释放政治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的安全。”等12条原则条件。而闽中工委在筹款和地方治安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停止打土豪,参与维持地方治安。8月28日双方达成原则协议,同时商定闽中抗日义勇军点编为两个连,点编费由莆田县政府拨付。

9月上旬,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亲往莆田县城,与国民党莆田县长夏涛声就闽中抗日义勇军集训地点及安全保障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商定:闽中抗日义勇军正式点编前先在莆田庄边赤石集中整训;由莆田驻军函告所属部队,保证闽中抗日义勇军集结途中的安全,在义勇军驻地方圆50里内不得驻扎其他军队;闽中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在莆田城关西来寺设立办事处,由方子明任办事处主任,以便双方联系。

谈判结束后,闽中抗日义勇军从莆田、仙游、福清、永泰边境陆续开往赤石集中。闽中工委从政治、军事、文化三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闽中抗日义勇军于10月15日奉命下山候检,部队在莆城西南5华里的锦亭路段接受国民党二三九旅代表的改编,然后进驻离城仅3华里的广化寺,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独立大队。刘突军、杨采衡分别任正付大队长。全队200多人编为2个中队。至此,闽中地区国共合作局面基本形成。

闽中国共双方虽然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但国民党顽固派仇共反共之心不死,在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仍处心积虑妄图瓦解和消灭闽中红军游击队。国民党莆田驻军钱东亮以金门沦陷、闽南危急为借口,下令调独立大队驻防泉州,以便控制闽中游击队,而闽中工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却失去警惕,忽视了队伍应该“独立自主靠山扎”的原则策略,违背了中共中央1937年9月关于“严防国民党的暗算,森严自己的壁垒”的指示,于1937年11月把队伍开到泉州承天寺驻扎,从而为铸成大错埋下祸根。

当独立大队到达泉州时,受到当地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泉州党组织发动群众携带慰问品前往慰问。独立大队在泉州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开展救亡运动,扩大了党和武装队伍的影响,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为了败坏共产党和闽中抗日武装的声誉,离间红色部队与群众的关系,国民党顽固派指派特务冒充独立大队战士在承天寺附近抢劫群众财物,以嫁祸于独立大队。独立大队情知有诈,为揭露对方阴谋,刘突军亲自出马,设计抓捕了由二三九旅钱东亮部下化装的2名歹徒,随即将其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并押送其旅部要求严惩,以使群众辨明真相。1938年2月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事端,企图寻找机会下手。钱东亮借口浙江战事吃紧,提出将独立大队调赴浙东前线,企图加以吞并消灭,被大队长刘突军拒绝。为使独立大队尽快脱离险境,刘突军派雷光熙赴闽西,要求闽粤赣省委马上把独立大队编入新四军,同时决定自己亲赴福州,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编入新四军事宜。

钱东亮认为时机已到,在批准刘突军请假赴福州的同时,策划部署了在途中扣押谋害刘突军的阴谋。3月10日,刘突军与随行人员高万里等由泉州到达莆田,准备当晚在莆田召开闽中工委扩大会议后再去福州,结果刘突军一到莆田南门车站,就被钱东亮一个营长“请”去,说有要事商谈。刘突军未能识破他们的奸计,随同前往营部,结果被顽固派扣押。第二天晚上,刘突军、高万里、叶元武、蔡文新、王兆楷等5人惨遭杀害。

3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刘突军等人后,一面通知在泉州的独立大队副大队长杨采衡,谎称刘突军“携款潜逃”,企图掩盖罪责;一面派兵于清晨7时“全城实施戒严”,东门、西门布满部队,并包围了承天寺,强行收缴独立大队武器弹药,扣押全体指战员,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泉州事件”。

“泉州事件”发生后,闽中特委黄国璋和独立大队杨采衡等赶赴福州新四军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王助、范式人等领导汇报了“泉州事件”经过。同时,黄国璋还转赴龙岩向省委领导人方方汇报,方方即把“泉州事件”实情电告党中央,请求中央批准把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在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出面交涉以及福州新四军办事处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交还被缴的全部武器并将独立大队编归新四军。于是,闽中游击队离开泉州,开赴福州洪山桥,经短期整训,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随后奔赴皖南抗日前线,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二、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建立

在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为了争取抗日合法地位,沟通东南分局及新四军军部与国统区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组织城市抗日救亡运动,决定成立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7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再次派张云逸到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谈判。张云逸和秘书王柏如(白丁)、记者马骏等人,从江西铅山到达石塘闽浙赣特委所在地。在张云逸的领导下,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闽赣边及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

张云逸及随同人员王助、王柏如、马骏、孙克骥等10多人,于1938年2月中旬从石塘出发,23日抵达福州。张云逸即偕王助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谈判并达成协议。陈仪原则上同意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但人员编制限定不超过20人;并同意归还“漳浦事件”中被扣留的何鸣队伍枪支。第二天,张云逸与王助接见福州记者,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次日,福州各报竞相刊登张云逸的讲话。

谈判后,经紧张的筹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于1938年2月下旬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安民巷27号(今53号)。王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对外公开联络与活动;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以新四军上校秘书军衔参加办事处领导工作,负责内部及与外县的联络工作;章水和以副官名义任办事处秘书,同时配备警卫班、采购、炊事员等工作人员近20人。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归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闽浙赣特委领导,193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后转属省委领导。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参加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福州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共矛盾已经消除。国民党福建当局仍以种种借口,对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实行限制,派特务监视、跟踪。

尽管处境恶劣,但办事处全体同志依然坚持不懈地工作,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办事处对外公开的任务是密切联系新四军干部,接待军部同地方来往干部,向军部输送干部,办理新四军北上后留守地方事宜,传递战士家书,颁发抗日军人证书、烈士证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对内秘密任务是,代表福州地区中共组织恢复和发展组织关系,组织开展农村抗日武装活动,利用合法的抗日团体,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三、闽侯党组织的再度恢复与发展

1934年4月,因福州地方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闽侯党组织也因与上级失去联系而停止活动。恢复福州闽侯党组织,广泛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同时培养和发展入党对象。经过艰苦而细致的秘密工作,终于在福州城内及郊县先后恢复了魏然(张立)、李刚等人领导的中共组织,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秘密发展了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林孝础)、舒诚、梁真、高力夫(高即卿)等一批新党员,为中共福州工作委员会和福州民先总队的建立准备了干部力量。1938年6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李铁(郭耘)来福州,负责福州党的工作。8月,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中共福州工委成立,隶属省委和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领导。李铁任中共福州工委书记。1940年3月后,中共福州工委转归中共闽江特委领导。

随着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中共福州工委决定在郊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8月,中共福州工委先后派林白、黄扆禹、何希齐到闽侯县的南屿、浦口、榕桥、侯官等一带13个乡村活动,通过组织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发展党的组织。不久,成立了中共南屿区委,何希齐任区委书记。10月,因活动区域扩大,将南屿区委改为二南(南屿、南港)特区,直属中共福州工委领导。二南特区下辖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0多人。同时派何思贤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打入南屿国民民团,取得民团政治指导员职务,并安插中共党员林白任联保主任,共同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南屿自卫队。12月,王助派江国荣到闽侯兰圃乡,通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在该乡的后屿、墓后、泮洋等村发展党员18名,并建立了中共兰圃支部,书记林芳钢。这些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传递情报,组织输送枪支、粮食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闽侯城乡党组织得到了再度恢复与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百人。

四、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福州、闽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团体随之纷纷建立。中华海员工会福州分会获悉卢沟桥事变,即于7月11日去电慰问前线抗战将士,并于7月12日成立中华海员工会福州分会后援会,筹募衣物慰劳前线将士。接着,福州邮电工人成立宣传团,组织“闽都剧团”,自编自演《梅花岭》、《史可法抗清》等剧目,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民族英雄,同时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献金活动,号召广大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抗日。7月15日,福州农、工、商、文化、新闻、学校等社会团体纷纷通电,声援华北抗日。

7月下旬,福州文化界进步人士以 “前进半月刊社”等5个团体为基础,成立“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由董秋芳、杨骚、魏然等5人担任会务干事。“文抗会”成立后,出版了很有影响的《第一次募捐游艺会特刊》、《九·一八特刊》和《双十节特刊》,同时还深入到福州、闽侯街道乡村等地义演,演出《我们的国旗》、《烙痕》、《紫金山下》等剧,发动观众献款,支援前方抗日。

9月前后,原福州革命青年组织“大众社”骨干何思贤、郑震霆等,先后从广州回榕,一方面同坚持在福州活动的卢懋榘等成立“战友社”,筹办《战友》星期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另方面由魏然、卢懋榘等出面,取得郁达夫的支持,决定将“文抗会”名称改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开展抗日活动。为筹组“文救会”,10月10日,“文抗会”在东街文艺剧场举办演讲会,邀请郁达夫、许钦文、杨骚、姜琦、项衡等著名文艺界人士演讲,同时还约请“中国留日学生救亡会”代表陈一平到会,介绍日本国内矛盾和中国各地抗日救亡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0月17日,“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在福州科学馆大礼堂正式成立,郁达夫任理事长,董秋芳任秘书,杨骚、陈学英等为常务理事,杨骚任编委主任。“文救会”下设外勤记者分会、美术家分会等,还建立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歌咏团等,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文救会”成立后,以文艺为武器,大力开展抗日宣传,继创办抗日救亡特刊后,于11月5日在福州《小民报》上创办《救亡文艺》副刊。郁达夫、林舒谦、许钦文、杨骚及共产党员楼适夷等为副刊主要撰稿人。《救亡文艺》鲜帜鲜明地提出“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的宗旨,号召人民“拿出笔杆当武器,构筑思想国防”,与民族敌人作持久的殊死斗争,郁达夫平均每两天就撰写一篇文章,楼适夷、董秋芳等则以评论、杂文、散文、诗歌多种体裁作品参加战斗。

1941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候,也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仍坚持仇共反共立场,不顾抗战大局,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英、美两国的支持。

然而,英、美为了各自的利益,对中日战争采取两面政策。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一直以牺牲中国利益为条件,获得与日本的妥协。另一方面又怕日本南进政策而损害他们利益,冀图把日本的兵力栓在中国战场,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

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迫切需要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因此,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企图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运动的目的;另一方面,除军事作战外,“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之援蒋行为,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强调“把切断援蒋通道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主要手段,就是断绝英、美援蒋”。

此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企图“利用日苏改善关系之机,努力解决事变”。这时,日本侦知桂越、滇越、滇缅公路已被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仅靠东南沿海港湾输入英、美的援华军用物资。1941年2月26日,日军陆、海军《对华沿海封锁作战协定》明确指出:“此地(福州)成了援蒋通道的要地,正在运进若干战略物资,为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决定占领福州”。于是,日军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2月下达488号命令:华南方面军司令应对福建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分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3月15日,日军大本营把在台湾的第四飞行团调归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作为攻占福州的需要。同时,日军近卫第十八、第四十八师团在华南集结,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准备发动“沿海切断作战”。

1941年4月开始,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接连发动军事攻势,并对福州沿海发动登陆作战。4月中旬,日军将闽江口沿海岛屿附近的民船全部掠走,断绝各岛屿与福州的联系。4月18日,日军出动2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福州等地,用重炮击毁长门要塞等国民党守军工事。19日凌晨,进攻福州的日本华南方面军以第四十八师团为主力,第十八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和近卫师团多贺大队及张逸舟的伪“和平救国军”为配合,并派日海军第二遣支舰队协同,加上海军陆战队及炮兵、辎重兵等总兵力1.2万人,分别从长乐县的漳港仙岐、首址寨下滩和连江县的道沃、晓沃、百胜、东岱及福清的松下等处登陆,在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长乐、连江县城攻击,中国守备部队虽然进行抵抗,但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攻势,遂向后撤退。午后及当晚,日军分别攻陷连江县城和长乐县城。20日,敌人又攻陷福清。

4月21日,日军兵分数路包围攻击福州。一路由长乐营前过马尾,沿福(州)马(尾)公路进入福州市区;另一路由营前渡过乌龙江,从福(州)峡(兜)公路进攻市内;再一路从峡兜沿南台岛向西到达湾边,切断福州与永泰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洪山桥,堵截国民党守军通向古田和建瓯的退路;还有一路则由连江越过潘渡、汤岭,入大小北岭,侵占福州。于是,福州第一次沦陷。日军占领福州后不久,第十八师团的4个大队和近卫师团的多贺大队分别撤回广州驻地。“第四十八师团一直到9月3日前占据福州”。日本大本营将这一战役,称为“福州作战”。

日军以1.2万之兵力进行“福州作战”,仅以2天多时间就攻陷福州。而守卫在福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陆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百军主力七十五师、八十师和军直属补充第一团、三团;海军陆战队第二旅;福建省保安第二团、三团;长门要塞炮台及所属舰艇,总兵力达3万人。与日军对比,在数量上虽然占有优势,却无法抵住日军进攻,究其原因,是国民党福州守军执行消极抗战路线,实行“有限度的抗战”方针,使国民党守军“志摇气馁”,战意低落。第一百军久驻福州,既无训练亦无备战,军长陈琪自1938年冬开始始终没有下达过作战计划,也没有对军事部署作任何具体的指示。4月20日,日军尚未到达福州,第一百军即给国民党军部电称:“福州市区作战于我不利,拟转进第二线大湖大穆阵地”,足见该军撤退避战的消极心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在分析福州迅速沦陷的原因时,不得不承认:“这次失败并非敌人怎样强悍,乃我军吃了精神涣散的亏,我军精神稍肯振作,当不至于一败涂地”。实际上,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方针的必然结局。

虽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但许多爱国官兵却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生存而英勇捐躯,写下了许多感人的抗日篇章。

 [大湖抗日阻击战] 1941年4月18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进犯闽海,目的侵占福州。

21日拂晓,沿闽江北岸西进的日军猛烈进攻马尾,陆战队奋力迎击,重创日军。后因大北岭八十师主力后撤,日军长驱直入福州北门,省城沦陷。23日,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负责福建新兵训练事宜)处长李良荣慷慨请缨,经福建省主席兼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电请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批准。委任李良荣为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担任闽江北岸抗战任务。李良荣所率的临时组建的部队,系从福建、江西和湖南征集的新兵,军士(班长)多是福建各地招考入伍的知识青年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推荐回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他们满腔热血,斗志昂扬。当时刚组建的补充兵训练第六团(后称装备团)官兵1500余人,编3个营和1个迫击炮排,武器装备远不如正规团。

4月底,装备团在南平誓师。李良荣亲率全团官兵宣誓:“我李良荣等千余名补充团官兵,不惜喋血福州,杀敌卫国。如不获胜,无颜见福建父老;如不获胜,无颜见先烈于地下!”宣誓后,在纵队司令李良荣、团长萧兆赓率领下,装备团顺流而下,泊碇白沙大目埕后开到闽侯江洋附近,待机歼敌。

日军侵占福州后,便向西郊桐口、徐家村一带推进。为巩固福州外围阵地,进而窥视古田、南平,日酋铃木岭三大佐率领一个加强联队,向福州西北大湖地区扫荡。大湖是福州、古田之间的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村庄分散,北通古田,南通福州,东南直下白沙镇。5月21日,日军铃木岭三部兵分两路向内线进犯,一路由大小北岭推进,另一路1000余人分乘28艘汽艇溯闽江而上,从白沙登陆后向北运动。

李良荣得知日军从白沙登陆,即以装备团第三营为前卫营,从江洋南进阻击。23日凌晨,前卫营尖兵连(第七连)进至秦洋村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尖兵连抢先占领制高点漈头顶。日军趁尖兵连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向峰顶猛攻,尖兵连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迎击日军。激战数小时后,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日军就以一个大队兵力包围漈头顶,在4门山炮、6架飞机掩护下向尖兵连轮番冲击,由于尖兵连顽强抵抗,战斗从凌晨打到黄昏,漈头顶阵地仍巍然不动。为与前卫本部接上联系,并分散敌人兵力,连长许祖义命两个排固守高地,自率一个排乘隙冲下,日军措手不及,于该排突围后才抽调百余兵力追击,因山路崎岖迂回,未追上。日军分兵后,对监守漈头顶的许部两个排也停止攻击。黄昏后,日军放弃漈头顶,饶道窜往大湖。秦洋的遭遇战,不仅杀伤日军兵力,挫其锐气,并且牵制部分日军,有利装备团主力军部署大湖战斗。

秦洋遭遇战发生时,李良荣和团长萧兆赓率领后续部队赶到。李决定让尖兵连继续牵制日军,待其疲惫后再诱进大湖分别击破。后因前卫营第八连在占领附近另一个山头时受到另一部分日军的攻击,伤亡惨重而撤退,李良荣即命装备团主力向大湖东南转移,前卫营余部则向大湖以西转进,并于转进途中设置疑阵,造成守军因战败向古田撤退的假象,以迷惑日机侦察。此时,原退到福州北部山区的第八十师,闻知日军对大小北岭和沿闽北岸进行大包围时,已再次撤退到古田地区。因此,从白沙进犯的日军就认为当面守军主力已被击败,便急忙向大湖集中。从大小北岭进犯的日军,也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先期到达大湖地区。

两路日军在大湖汇合后,主力驻在郎官村,其余分驻后塘、大湖厝、大湖店各村。其前沿警戒侧重于西北雪峰寺方向,有部队巡逻,并向雪峰炮击。在其东南通往寨上村路口及东北三叉路口仅各设一哨所,在通往南方江洋的寨上村及其隘口寨头门(又称寨上关)却不设防,因为日军视南边为自己的后方。

24日晚,装备团主力从江洋向大湖运动,25日凌晨抵寨头门南坡,为防日军扼守寨头门,部队从两侧的山头(左侧山头称“观音坐朝”,右侧称双髻山)进入北坡下隐蔽,一部占领寨上村,指挥部设在“观音坐朝”。天刚亮,副团长郭志雄带领20余名会讲福州话的突击队员,化装成清早下田的农民,分头接近日军两个哨所,用尖刀刺死哨兵,使日军联络失灵。7时许,战斗首先在“观音坐朝”山下后塘村打响,接着各村也发起战斗。在后塘村,进袭分队堵住日军住房(村民陈修灿厝)前后门,先大量扔进手榴弹,而后越墙进屋与残寇拼杀,此战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80余人。在双髻山下的大湖厝,进袭分队逐屋与日军近战,日军一个中队大部被歼,少数拒降自杀。在大湖店,双方隔着开阔水田地开火,互相冲杀各有伤亡。战斗打响不到15分钟,日军即向寨上村炮击,郎官村日军主力全部参战,双方为争夺盆地展开激烈战斗。副团长郭志雄率部向日军重机枪阵地冲击时,不幸中弹牺牲。兵士们见副团长牺牲。更是义愤填膺,不断高喊:“为副团长报仇!”迅猛冲进阵地,消灭了日军。激战中,数架日机临空欲轰炸扫射,因双方混战,日空军火力无法发挥。恶战至下午2时,日军抵抗渐弱,最后龟缩郎官村。装备团在连续3天激战中消耗较大,且无援兵无法全歼坚守的敌军,逐于下午4时主动撤退。第二天,日军残部也逃回福州。日军在撤退前,放火烧房并滥杀百姓,老百姓死30余人,村民陈道林一家被杀五口。

此役,击毙日军300余人,装备团牺牲200余人。从此,日军再不敢深入福州内地。大湖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福建人民的抗战热情。1943年,福建省政府拨款在大湖浮岛山山顶为阵亡官兵建立“大湖抗日阵亡将士墓”(陈仪新题)。另还有蒋介石“气作山河”、顾祝同“功昭闽海”以及陆军七十军军长陈孔达“精忠贯日”等题词石碑。战后为纪念先烈,当地政府将“寨上关”改为“志雄关”。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也追认郭志雄为革命烈士,发给证书,以示褒扬。

[琅尾港伏击战] 1941年4月,日军入侵东南沿海,长乐、连江、福州、福清、闽侯随之沦陷。闽中党组织肩负着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和组织抗日武装队伍,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

7月,闽中特委(时称闽南特委)将福清、长乐、莆田、平潭等几支抗日游击队合并组成“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并取得合法地位。刘润世(中共党员,隐蔽在国民党长乐县内任职,因长乐沦陷时,县长逃跑后刘被任命为长乐县代理县长)任总队长,陈亨源(中共福长平县委书记)任参谋长。闽侯尚干林斌、林玉和等50多名抗日游击队员也加入该总队。这支抗日游击总队建立后,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狂妄野心。

日军因为两次“扫荡”江田均遭失败后,害怕游击队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就在长乐和福清交界的交通要道——玉田蕉岭北麓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企图以此封锁线来切断长乐江田抗日游击队与外界的联系。工事完工后,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拟8月4日率日军乘汽艇前往蕉岭视察。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得此情报后,陈亨源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在琅尾港小冬浦桔林中埋伏,待敌人从东渡返回营前途中予以歼灭,遂挑选包括闽侯籍林宝荣等10多人在内的48名精悍游击队员组成敢死队,分成3个战斗小组,由副总队长林宝荣负责带队伏击。当天敢死队经过3个多小时急行军,进入预先确定的埋伏地点等待。

这天上午,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率100多个日兵分乘两艘汽艇,从营前前往玉田蕉岭察看,看完工事后转到东渡汉奸区长陈旺溪家休息,陈旺溪到处搜罗鸡鸭鱼肉,大摆筵席款待日军。待太阳下山后潮水上涨时,日军才登艇返回。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艇上日军醉意酣浓,个个赤身露体,七斜八歪地半躺在甲板上纳凉,枪支武器也东放西扔,横七竖八。当一艘日汽艇驶入游击队伏击圈时,指挥员林宝荣一声令下,敢死队员的机枪、步枪一齐猛烈射击,艇上日军遭此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乱成一团。敢死队员趁势冲出桔林,把几十颗手榴弹一齐投入敌艇,敌艇被炸毁,浓烟弥漫,艇身搁浅倾斜,日兵大喊大叫,纷纷跳江逃窜。时值初潮,水浅泥深,跳江逃命的日兵因穿长靴个个陷入淤泥中,无法自拔,被游击队一一歼灭。当随后另一艘敌舰听到枪声,从右岸登陆,架起钢炮、重机枪向伏击地轰击时,游击队已经撤离阵地安全转移。

琅尾港伏击战,击毁敌艇一艘,击毙日军田中岛中佐和村野分队长,毙敌42人,游击队无一伤亡。这是福建抗日游击战中战果辉煌的一仗,大大坚定了沿海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参战人员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中共福建省委的嘉奖。

[南屿抗日游行示威]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防止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控制福建海岸线,日军在对浙东沿海实行军事进攻后,于1944年9月再度对福州发动军事进攻。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执行其消极抗战的方针,致使福州于10月4日再度沦入敌手,闽侯、长乐、福清等县也先后陷落。

福州及周边县的再度沦陷后,中共福建省委于1944年10月15日发出《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二次指示》,号召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队伍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省委决定成立“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任命黄国璋为司令员兼政委,陈亨源为副司令员,刘润世为参谋长,林汝楠为政治部主任。11月底,日军一小分队窜犯林森县的南屿。省委和闽中特委主要领导曾镜冰、左丰美、黄国璋等率领100多名武装队伍连夜开赴南屿,准备歼灭侵犯南屿的日军,队伍到达南屿时,敌人已撤退。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抵抗主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抗日游击队就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召集南屿一带的开明绅士及南屿、陈厝等乡乡长共商抗日大计。还组织群众进行抗日示威游行和慰问抗日军烈属。当两条民船运载福州救火会40多人枪的武装队伍路过时,为共同抗日决定予以放行,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兰圃村歼敌寇] 1945年5月1日,12名日军从长乐窜到林森县尚干,夜间窜入兰圃山寮林矮涌家,抢夺粮食,宰杀家禽。林矮涌母亲黄大妹不畏强暴,愤怒地上前与日军搏斗,结果身中9刀,脑袋被日兵砍成两半,惨死在地。潘秀基为逃命,越墙而出,被日兵发现,亦遭杀害。兰圃群众闻讯后,无比愤慨。党领导的兰圃村抗日自卫队于次日与村民持鸟枪、大刀、锄头、木棍等工具,分两路向日军驻地进攻。一路占领大顶山峰,占据居高临下有利地形;一路采取迂回包抄战术接近日军。这时,日军正在兰圃岭上埋锅造饭,吃抢来的鸡、鸭。这是围歼敌人的好时机。自卫队瞄准敌人,开枪扫射,8个日兵即刻毙命。其余日兵垂死反抗,向自卫队还击,队员潘秀铨因来不及隐蔽,不幸被敌弹击中牺牲。这激起自卫队和群众的更大愤恨,大家高呼:“打死日本仔……”。纷纷向敌人冲杀下去,又打死2名日兵,余下2个日兵只好狼狈地沿着田埂慌不择路向前屿村方向逃命。但前屿山上的群众早已做好歼敌的准备,2个日兵被堵住了去路,陷入团团包围之中,他们见无法逃脱,遂相继自杀。

 [日军在闽侯的暴行] 日军入侵中国以来,福建东南沿海经常遭日机狂轰滥炸。1938年3月,40多架日机大规模空袭福州、闽侯。同年6月12日,日机40多架入侵闽侯上空,一艘从源口至福州的客船在洪山桥处被炸毁,死伤10多人。1941年7月18日,日军汽艇炮击闽侯第三区(南屿)窗龙乡邦基书院。两次沦陷,闽侯被炮毁、烧毁房屋1000多座。其中新墩洋下房屋被炸28座,琅岐乡被烧30多座,榕桥被烧7座,五溪被烧6座,白沙被烧3座,大湖1座,鼓山、莲峰、豹屏、马江、闽亭、螯头、白湖、四维、永胪、尚干、双南、金岗、竹岐、南港、南屿等17个乡镇近三分之一房屋被日军破坏。敌人修筑义序飞机场,拆毁房屋60多座。

日军入侵闽侯后无恶不作,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1941年5月闽侯第一次沦陷时,第三区被日军机枪钢炮打死打伤的民众达100多人。日军在南屿太平山屠杀无辜百姓林洪生、林海弟、陈缺手、段传承等23人,其中孕妇3人。在白沙泰山庙,被屠杀8人,被枪杀的有依头母、依耕父、刘用基、黄行慈等10人。榕桥乡被打死的有林立苏、林发同、杨兴利、陈狄英、林长久等人。在榕桥的大湖人邱增官被枪杀挖出心肝。兰圃被杀害的有黄大妹、潘秀基、潘秀铨。青口两度沦陷,被杀、被劫、被奸的百姓达500人。大湖农民被杀70多人,其中陈道林一家10口被杀8人,陈妻怀孕身背一子,被日寇一枪毙3命。后塘村被杀11人,其中1名妇女被刺死后,双乳被割下。1941年3月22日(农历),日军在嘉登岛登陆,用机枪扫射杀害陈依细弟、陈叶氏、陈燕弟等23人。侯官邮差郑发谋被敌炮击身亡,被炮击中身亡和被活埋的还有南屿岭东村黄可梅、中溪苏妹哥妻、南井村的柳厝七等。日军入侵南屿后,见群众往五溪方向疏散,就在太平山居高临下以机枪和步枪把群众当作活靶子射击枪杀。日军入侵尚干时,正值农忙季节,农民在田里劳动,也被日军当活靶子开枪射击,惨不忍睹。据统计,全县被日军枪杀死亡达446人,伤残88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闽侯肆意奸淫妇女,凌辱残害百姓。日军在琅岐岛凤窝乡奸淫妇女17人,其中6人被奸后含愤自尽。尚干前屿村七八名妇女被抓到青圃林奸淫,有的奸后被杀,有的死里逃生后一病不起,有的成了精神病患者。马限某菜馆老板的未婚儿媳不甘受辱,极力挣扎,被日兵用刀割断喉管而死。尚干一陈姓夫妻在福州开店,福州沦陷后夫妻回家乡避难,经过日军哨点时,陈妻被几个日兵剥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下轮奸,奸后又将其绑在电杆上受尽凌辱,致其含恨而死。金砂村、赤前、赤后及后陇村、云龙保尼姑尼应禅、尼应辉、尼明性、尼明惠、尼善明5人被日军强奸后缢死。马尾镇及四乡不少妇女也遭受日军的凌辱和蹂躏。

此外,日军还肆无忌惮地凌辱残害百姓。一位林姓农民从田间回来,因行错了礼,被日军弹鼻,迫其学犬爬行,边爬并叫,受尽凌辱。青圃村一郑姓农民被抓去为日军扛木头修工事,因嫌他扛的木头太小,日军即用木棍狠狠打他的头,顿时血流如注,日军还狠狠地踢他的腰,致使其从山顶跌滚下山谷,还强迫他继续扛木头。

日军在闽侯的暴行和殖民统治,使人民无法生存和劳动,造成全县人民流离失所,纷纷背井离乡。第一次沦陷时,全县难民达45000人,其中外逃避难的17000人;第二次沦陷时,难民达51250人,其中外逃避难达19100人。

五、反顽自卫斗争的开展

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和积极反共立场,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38年5月间,国民党福建当局就逮捕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派往宁德联络的陈云飞等5人,后经交涉得以释放;在闽中,制造了“泉州事件”,杀害闽中特委书记刘突军;在连江,逮捕、杀害了连江特委书记吴大麟等。1939年9月,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奉行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颁布训令,要求各地“严密保甲组织,彻查和实行连坐法”,逼使共产党及其武装无存身之地。同时,强化特务统治,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撤退红干部与坚决执行精干隐蔽政策的指示》,派李铁到福州传达毛泽东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期”的方针,把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未公开的干部,撤离到农村山区去。1942年4月,“江田事件”发生后,中共闽南特委从长乐南阳撤到永泰石笋下,并在鹅脰山中召开游击队骨干和党员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后,分散各地隐蔽。1943年7月,因中共福州工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福州工委组织停止活动,福州及邻县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分别归属闽南、闽东特委领导。

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20个团兵力,分四路“清剿”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建阳和建松政地区。省委驻地太阳山方圆200里顽军密布,省委上与中共中央、华中局,下与闽中、闽东、闽西北、建松政各基本地区联系均被切断,闽北地区形势日趋严峻。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中共福建省委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闽中地区,继续领导人民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12月,省委书记曾镜冰带领省委机关干部及武装队伍,秘密转移到闽中,并选择永泰县梧桐青溪为省委机关驻地。中共闽中特委(1943年2月,闽南特委改称闽中特委)随省委活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1944年1月,曾镜冰在永泰青溪举办有全省各级党组织及武装队伍负责人参加的为期20天的训练班,开展党内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结束后,根据省委部署,闽中、闽江两个特委分别开展筹集经费和打通永泰经闽清、古田至闽北和永泰至长乐的路线,使闽中、闽江、闽北的党组织、游击队遥相呼应,以牵制顽军。2月,闽中特委负责人黄国璋、蔡文焕带领一支小分队,袭击涵江交通银行,一举缴获现钞400多万元,解决了省委经济困难。

由于青溪人员出入频繁,加上涵江交通银行被突袭,省委在青溪的目标暴露,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青溪进行军事“围剿”。为避开顽军的正面进攻,省委于3月底撤出青溪,转移到仙(游)德(化)边界坂里石牛山。省委在坂里继续开展整风学习。因坂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后勤供给极为困难,省委又转移到永泰东湖。6月25日,省委在东湖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忽悉永泰警察局局长魏雄飞带领一个中队前来袭击,省委武装击退顽军后,掩护机关南撤,准备往安南永方向转移,不料在途中又遭顽敌阻击,省委只得在莆仙永边区与敌周旋,几经周折,于7月下旬转移到永泰与闽侯交界的官烈村,机关设在柯坑。

省委到达官烈后,为开辟新据点和地下交通线,派饶云山到闽侯南屿、溪里一带活动。南屿是通往福州的主要门户,饶云山通过官烈支部书记薛厚新的弟弟钟念七到南屿,发展海员工人张心良参加革命,并建立联络站。饶云山又深入到南屿刘厝街向竹器厂工人和棕衣工人宣传革命,并争取发展了他们参加地下工作,这样,南屿的门户被打开了。接着饶云山又深入到溪里山建立革命据点。溪里,山深林密,峰峦重叠,地势险要,是建立革命据点的理想区域,山里住着很多耕山烧炭的农民,饶云山首先争取了烧炭农民蒋国国参加地下工作,并在他家建立了联络站,还通过蒋国国引导其内兄许贞桂参加革命。由于许贞桂的房子地势较高,一眼望去,南屿尽收眼底,饶云山就在他家布下望远哨,并打通经过新钟、大化,越过福清琯口到达长乐南阳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省委经常往返于官烈、南阳之中,活动达2年之久。

在福州、长乐、闽侯等地第二次沦陷时,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抗日,反而进攻“围剿”共产党抗日武装。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和闽中特委组织发动群众展开了反顽自卫斗争。

1944年10月下旬,左丰美、黄国璋、陈亨源、叶良运率队从长乐南阳出发,袭击了福清五龙黄墩村国民党1个保安分队,缴获机枪1挺、步枪10多支。接着,又袭击龙田盐缉队,缴获枪支10多支。月底,省委机关由南阳再迁回官烈,黄国璋、饶云山、叶良运率队夜渡大樟溪,包围解除了驻守在永泰占兜一个国民党县自卫队的全部武装,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支。

同年11月3日,蔡文焕、叶风顺率队在莆田濑溪桥头截击国民党保安处处长严泽元,缴获机枪1挺。接着,黄国璋、林汝楠再次攻打福清龙田盐缉队,缴获部分枪支弹药。11月26日,左丰美、康金树、叶良运率队40多人袭击驻西园村的莆田县忠门区公所和驻双髻山的自卫队,缴获机枪1挺、短枪2支、步枪36支,击毙正副队长,烧毁田赋底册等。

1945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闽东、闽西、闽南、闽北、闽中设立5个“绥靖区”,并调集各路重兵,派省保安一团团长胡季宽坐镇闽中,并配合各县保安队、自卫队对驻在永泰官烈、福清神钟、大化,林森县的南阳顶、兔耳山一带的省委机关和武装力量大举“清剿”,并采用移民并村、封锁、搜山等手段,扬言在2个月内彻底摧毁福建地下党。

面对严峻和险恶的形势,省委于6月14日在林森县西台南阳顶下岩召开誓师大会。曾镜冰作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报告。会后,闽中特委黄国璋、叶良运、饶云山、祝增华等率领50多名游击队员从林森县南阳顶下岩洞出发,经南通古城里,夜渡大樟溪,在南屿溪里据点休整后,向永泰东北部进发,一路上公开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国民党顽固派获悉共产党撤离兔耳山又怕中调虎离山之计,遂留下部分兵力继续“清剿”兔耳山,调大部分兵力尾追堵截游击队。国民党永泰当局为阻击从官烈、兔耳山撤离到大樟溪上游的游击队,训令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交通要道处处设防。当闽中游击队到达寨门岭时,发现岭上有保安队、自卫队踞守,遂绕道而行,从泸潭渡过大樟溪到荷溪,途经六角坑时,打死敌一小分队队长,转移到凤落据点隐蔽。

游击队在永泰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永泰当局的严重不安,县长黄振纲向省保安团报告:“共匪一百多人,武装精良,靠县兵力无法阻击,现已分几路往莆永仙边界而去。”这时,顽军确信福建省委已经转移到永莆仙边界了,即令“围剿”兔耳山全部队伍开赴永泰,跟踪追击省委机关。这样,隐蔽在兔耳山一带活动的省委机关才安然脱险。省保安团到达永泰后配合县保安队、自卫队共300多人连夜包围凤落村,结果却扑了个空,其时游击队已经转移,顽军甚为恼怒,为查找游击队下落,抓了当地群众100多人关在土堡里,由叛徒逐个辨认,发现怀疑对象,即严刑拷打,迫其招供。结果地下党员程守元、饶国宝、林球德、林顺德及革命群众陈孝明、程金兰等27人被捕,其中2人被活埋,6人被关进监狱折磨致死,被殴打致伤10多人,宰杀牲畜100多头,吃掉粮食几百担。

经过闽中特委及其武装力量与顽敌展开2个多月的周旋,终于使省委安全转移。1945年7月,曾镜冰和省委机关人员在林森县兔耳山和古城里十八重溪一带隐蔽,生产自救。省委机关电台由高振洋等人携带转移到南屿溪里,并在笔架山、蓬莱、溪坪里等山村巡回移动隐蔽。

此间,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派原赣东北特派员庄征到福州恢复因1943年7月被敌人破坏的福州党组织。庄征到福州后,很快与林白、李铁、孟起取得联系,并接上在抗战期间入党的学生党员杨申生、孙道华、简印泉、傅孙焕等人组织关系。他们立即开展活动,很快在周围学生中又发展一批经过长期培养、考察的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1945年8月中旬,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庄征在林森县南阳顶下岩山召开福州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庄征任书记、李铁(兼任组织部长)、孟起(兼任宣传部长)、林白、杨申生为委员。闽江工委成立后,坚决贯彻省委提出的“自力更生与赤手成家”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开展福州城市党的工作,并以福州为基点,向林森、南平、邵武、福安等县发展,使城市与各个基本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闽侯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来源:中共闽侯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