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援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并提出废弃列国“势力范围”等7项“希望条件”。但在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可耻交易之下，几经讨论，公然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却同意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承认。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北京学生3000多人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了要求拒绝签约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向全国发出通电。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闽侯后，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包括闽侯在内的福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互相联络，并在福建政法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照北京学生通电所定，于5月7日举行游行。7日早晨，2000多名学生齐集南校场，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并呼吁抵制日货。会后，全体学生手持小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城内出发，穿过茶亭街、中亭街，向仓山行进，福建督军李厚基调集大批军警在大桥头阻拦学生游行队伍，愤怒的学生冲垮军警的阻拦，通过万寿桥，向仓山日本领事馆进发，在日本领事馆前张贴标语，高呼口号进行示威。随后，游行队伍折返省督军衙门请愿，要求福建当局准予转电北京政府：尊重全国民意，以民主为后盾，执行强硬外交。福建督军李厚基被迫派人接见，同意向北京政府转陈。

第二天，旅京全闽学生会致电福建商、学、农各界及机关团体，呼吁团结一致，力争山东问题的圆满解决。5月中旬，福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吉庇巷谢家祠堂开会，成立福州学生联合会（后改为福建学生联合会）电沪各报“主张争外交，惩国贼”，并号召省内各地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当北京政府拒绝惩办亲日派祸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遭殴打致死的消息传到福州后，福州的学生愤慨万分。5月23日，台江青年会学校学生上街宣传反日爱国，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行凶殴打学生，当场重伤七八人，这激起福州、闽侯各地学生的更大愤慨。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暴行和北京政府卖国及其镇压爱国学生的恶行，福州学生联合会决定5月24日在西湖公园召开悼念郭钦光烈士大会，并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李厚基得知此消息，一面急召福州、闽侯13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不许学生集会游行，扬言要武力制止；另一方面派大批军警分赴各校封锁监视，不让学生出校门。24日清晨，学生们冲破军警的阻挠，进入西湖公园开化寺举行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会后，来自42所学校共8000多学生，分成32个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国土，还我青岛”、“为郭钦光报仇”的小旗，并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向仓山日本等各国领事馆进发。沿街两旁老人、妇女夹道声援。各小学校学生因年龄太小不能随行者，则列队道旁，鸣炮欢迎。这一切都体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

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对北京爱国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但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又遭到更大规模的镇压，前后两日被捕学生达700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5日，上海工人六七万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爱国运动。随后，全国各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举行罢市，斗争烈焰蔓延全国。从此，五四运动进入了新阶段，斗争形势出现了新局面，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

闽侯工人阶级同样以崇高的爱国精神投入这场运动。闽侯雨伞厂、火柴厂、酒精厂工人及海关、邮电、搬运、民船等各行业工人都相继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从此，闽侯同全国各地一样，形成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规模广泛的爱国运动，展开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爱国斗争。爱国学生组织“日货调查组”“国货调查会”对市面上日货做周密调查，对城内外各商行的货物认真盘查鉴别，并深入各商店宣传，诚恳劝导商店不售日货，贩卖国货。到6月中旬，绝大多数商贩都表示不再销售日货。由于闽侯学生开展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的斗争十分激烈，引起反动奸商的怀恨，6月间，奸商黄瞻鸿、黄瞻鳌勾结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督军李厚基，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史称“黄案事件”。黄瞻鸿是福州商会会长，同其兄在南台上杭街开办“恒盛”布店。黄瞻鸿与李厚基的卫队团团长王献臣，是结拜兄弟；同时他的侄儿黄如璧又是日本铃木洋行的买办，他们大量屯积，倾销日货。黄氏兄弟的卑劣行为被《求是报》《时报》等舆论工具揭发曝光后，激起爱国民众的愤怒。6月14日下午，各校爱国学生代表10多人赴商会，要求调查黄瞻鸿日货。黄瞻鸿开始时拒绝，随后又表面上答应，请学联会国货调查会派代表去其商店调查，暗中却叫人通知商店纠集保镖、打手数十人待命。当晚，当学生代表到其店检查时，被打手数十人殴打，学生代表中3人被殴打重伤，3人失踪，蚕业学校工友吕六六为营救学生被打手大刀、长矛刺中身亡。不一会，警察厅厅长俞绍民、卫队团团长王献臣带领警员数十人赶来镇压，捉捕无辜群众5人。

6月15日，数千名学生向闽侯地方检查厅控告黄氏兄弟的罪行，要求依法逮捕，从严惩处。并向省议会、地方法院请愿。议会、法院慑于李厚基的淫威，不敢答应学生的要求。数千学生就在省法院、检察厅静坐示威。各商店纷纷罢市，声援学生爱国斗争。6月16日李厚基公然命令旅长王永泉、周永桂和团长王献臣带领军警包围请愿学生，并分段把学生遣押入省立福州中学和工业学校内，还继续逮捕学生代表4人、群众15人。接着颁发布告，诬指爱国学生为“乱党”“土匪”。同时下令封闭“全闽学生日刊社”。6月17日又派军警上街强迫开市，并打死一名商人。这激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闽侯的工人一律罢工，马尾造船厂的工人也全体罢工。全国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建学生联合会急电后，立即派人到上海商会及各团体接洽，并联络驻沪同乡会等，一致声援福州学生。漳州、泉州、厦门、莆田、南平、建瓯等地也来电声援福州的学生、工人、店员的斗争。此外福建善后协会，福建旅沪、旅京、旅宁、旅粤等同乡会都纷纷致电福建省议会，要求拘捕严惩凶犯，释放被捕学生、民众。在省内外各地爱国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电令李厚基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市民。福建地方法院也被迫将黄瞻鸿、黄瞻鳌拘捕到案。后来，黄氏兄弟虽被日本洋行行贿出狱，但慑于民愤，逃往上海，不久，又逃回义序老家，福州商会会长也另行改选。闽侯人民取得了抵制日货斗争的胜利。

二、“闽案”（台江事件）与其斗争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反帝浪潮席卷八闽大地。闽侯各地学生、民众抵制日货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多年经营的势力受到损害，极力寻找机会蓄意报复。

1919年11月11日，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制造事端，策划炮制了所谓“日商瑞顺洋行于午后2时向桥北搬运两箱火柴经过中洲时被学生押往大庙山焚烧”的假新闻，由日籍台湾人报案闽侯各报馆。各报馆经察辩其诬不予刊登，而《求是报》一时失察，先予以登载，随之调查无其事实，即登报予以更正。但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却强以为证，致函福建交涉署，无理要求处罚学生，赔偿损失，确保今后不再抵制日货的三项保证。同时还威胁说：“现在闽经商之帝国臣民对此事愤怒已甚，将来倘遇学生不法行为，使两国人民激起冲突，不幸在路上见流血之重大事件发生，本领事全然不负责任”，为日后挑起流血事件制造舆论。事实上，此时日本驻闽领事馆已组织了100多人的“敢死队”由台湾银行拨款3000元作为经费，规定若因此而丧命的，除向中国交涉赔款外，再给1000元抚恤金。同时，日本领事馆还命令日本办的博济医院预备绷带伤药等分给“敢死队”队员备用，为制造冲突作了充分准备。

11月16日下午，由日本驻闽警察署长江口善海指挥的日本“敢死队”60多人携带刀棍手枪，向大桥头、坞尾、安乐桥行进，伺机行凶。下午5时多，“青年会”学校、马江海军学校和育德学校学生黄玉苍等5人经过大桥头，日本“敢死队”一拥而上，向他们和过路的群众大打出手，连劝阻的警察也遭毒打。当场受伤的学生、教员、市民和巡警等10多人，其中市民朱依才、巡警史孝亮中弹昏迷，生命垂危，黄玉苍被打晕后，身上台伏币1000元被抢走。另一部分“敢死队”队员则闯进田垱“顺记”洋菜馆毁物、开枪、打人，致使该馆损失3100多元。在场中国警察虽奉命不得开枪还击，但仍将开枪的日本江口善海等10名凶手抓捕起来。当晚，日本驻闽总领事即派佶毛井正男等5人到福建警察署索回凶犯。11月17、18两天，日本“敢死队”又陆续在瀛州道、台江汛等地追击殴打学生，制造流血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闽案”——台江事件。

日本总领事馆一手制造台江流血事件后，竟照会福建交涉署反诬说：“本月16日，南台大桥头因贵国学生违法截夺邦商天田洋行运输中之货物（绢线及树乳球，价值银元170元），致与邦人大起冲突，演出流血之惨剧”。福建交涉署当即复函驳斥：“贵国人及贵国籍民竟无故发生16日之重大案件。而贵总领事谓其原因乃天田洋行运输货物为学生强欲夺取所致。……大桥头一带通衢大道，众目昭彰，岂无局外一人之闻见，此固理之至明者。当日流血之事实，为贵国人及贵国籍民等预先排布持械行凶，演成流血为所不可掩之事实”。日本总领事馆见制造的流血事件被揭露，恼羞成怒，急电日本政府要求派军舰到福建施压，以威胁福建当局。日本政府旋即派出了3艘军舰于11月23日抵达福建。11月2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公然整队在南台游行，下午又进城至西湖炫威，气焰十分嚣张。

台江事件发生后，闽侯人民无不愤慨。11月17日，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城台各商店一律罢市。下午各界群众1万多人聚集省议会门前广场召开国民紧急大会，与会民众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四条决议：一、电请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撤换驻闽日领事；二、新领事来闽要向中国官厅谢罪；三、赔偿一切死伤损失；四、此次肇事的祸首及凶手由中日司法官会审惩办。

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激起了全省各地人民无比愤慨，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等地人民连日集会抗议、游行示威、通电声援。11月21日，《兴奋报》发表时评文章，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电请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作强硬交涉。

“台江事件”很快传向大江南北，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迅速掀起反帝爱国又一个大浪潮。11月1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立即就“闽案（台江事件）”通电全国，号召声援。23日再次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各团体召开国民大会，举行游行演讲、厉行抵制日货。23日，上海各界3万多人集会声援“台江事件”。上海学联会发出通告，停课4天，全体出发演讲、宣传反帝爱国。12月8日上海工界16个行业在振华工厂举行大会，议决通电北京政府，表示工人坚决抵制日货，与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的决心。11月24日天津学生1000余人举行游行演讲，并公推周恩来（因事托黄者勋代表）等5人为代表，往省长公署要求电请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严正交涉。12月20日，天津各界3万多人在南开中学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堆积如山的日货。全场高呼“力救福建，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随后举行游行示威声援“闽案”。29日北京清华、北大及各中等以上学校34所学生约3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的暴行，并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力救福州，宁死不屈，抵制日货”等口号，并散发传单100多种、80多万张。同日，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冒雪举行游行演说。12月6日，广州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和全国各地学生一起声援，并致电福州学联会，表示“愿粉身碎骨，誓为后盾”。12月7日，李大钊就“台江事件”在《新生活》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所谓“中日亲善”，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的亲善”。9日，9000多学生举行反对日本在福州血腥罪行的游行示威。16日，武汉召开万人大会，声援“闽案”。同日午后2时，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达10万人，大会宣布“与日本断绝经济的国交”，并通过对日交涉八条及组织抵制日货十人团等决议。

在此期间，杭州、长沙、镇江、济南、武汉、昆明、开封、南昌、九江、太原、成都、芜湖、徐州等地也举行数千人至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学生集会大游行，声援“闽案”斗争。旅居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同仇敌忾，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和国内外各团体，通电中外新闻界，怒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闽案”罪行，表示同国内人民一致斗争，力争“闽案”圆满解决。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坚决斗争以及中外舆论强大压力下，中日政府不得不派员对“台江事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定，肇事责任系在日方。12月30日，日本政府被迫宣布在东京、北京、福州撤走入侵福建的军舰。1920年3月21日，日本政府撤换了驻闽总领事森田浩氏。同年11月12日，中日双方办理“台江事件”的交涉，全案换文了结。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并赔偿中方受害者抚恤金1300元，赔偿顺记菜馆财物损失800元。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台江事件”的发生及由此而爆发的全国性大规模的反日斗争，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也是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深入发展，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觉醒，显示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在闽侯的传播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全国出现了数百个进步社团和刊物，他们不同程度地宣传、介绍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新文化运动很快在闽侯得到发展。福州学联会在爱国运动中创办《学术月刊》，提倡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潮，还组织“醒民剧社”，提倡话剧，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迷信，宣传爱国思想等。在仓山对湖新开办的“浪花书店”，还大量销售进步书刊，其中以“创造社”出版新书为多，还有《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刊物。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购读，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闽侯迅速传播。

闽侯旅京、旅沪学生把北京、上海的新思潮、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各种渠道传回闽侯。1919年12月，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以改革国民思想为宗旨的《闽潮周刊》，向全国发售，并在闽侯第一师范设立代售处。1920年春，旅京闽侯学生郑大挺、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福州旅京学生假期回闽社会服务团”，利用假期回闽之机，开展新文化宣传活动。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闽侯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与李大钊、恽代英等接触并建立通信联系，接受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下半年，福建省立第二中学、闽侯籍学生陈任民赴上海会见恽代英、邓中夏，带回《奋斗》等革命刊物，在青年学生中传阅。翌年春，陈任民因领导省立二中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随之他再次去上海。在上海，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同年夏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10月，在孙中山领导的参加第一次北伐的粤军许崇智部进入福建，陈任民受团中央派遣也返回福建，开展革命活动。他与跟随许崇智部入闽的团中央执委俞秀松取得联系，开始着手在闽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在俞秀松的指导帮助下，陈任民与闽侯进步青年方尔灏、叶敏修、何天衢等人，发起组建第一个进步社团—“民社”，团结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和方尔灏等还创办了《冲决》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3年春，陈任民、叶敏修、何天衢等人在洪塘筹备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福建分团”，陈任民担任书记，并出版《尖兵》半月刊。《冲决》周刊和《尖兵》半月刊，是福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纲领的刊物。

1923年春夏之交，从赴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林逢时接任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后，发起组织“工学社”，提倡勤工俭学，一时吸引了各校不少青年学生。陈任民参加“工学社”，并以此为阵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一面与上海团中央联系，将党、团中央主办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社会观》等革命刊物不断寄来，组织引导青年学习、讨论；一面则发起创办《工学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学说。此间，进步青年学生陈聚奎、郑松谷等人受上海方渊泉组织的进步团体“青年学社”及其刊物《青潮》的影响，在闽侯创办“青年学社福建支社”，吸收进步青年30多人加入，并编辑出版《福建青年》刊物，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秋，陈任民、江削五等人又与陈聚奎发起成立了“民导社”，出版《民导报》，向广大青年宣传介绍《向导》《先驱》等革命刊物。为团结凝聚青年力量，1925年1月，“民导社”与“青年学社福建支社”合并组建为“福建青年社”，成员达80多人，它以“研究社会科学，努力青年运动，促进国民革命”为纲领，开展活动，重新编辑出版《福建青年》周刊，由方尔灏任总编。在此前后，格致书院学生苏建维、吴毓麟等人组织了“福建勉之学社”，后改称“福建涤社”，成员30多人，并出版《涤之》周刊。“福建青年社”和“福建涤社”紧密配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斗争。

以陈任民、方尔灏为首的一批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和进步学生，他们组建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促使马克思主义在闽侯的传播，为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闽侯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中共闽侯地方组织的建立

为迎接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大会主要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扩大党的组织，吸收更多的工农革命分子入党，提出“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基地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贯彻党的“四大”精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于同月底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号召广大共青团员努力贯彻党的“四大”决议，搞好团的组织发展工作。

1925年2月，共青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帮助开展组建共青团工作。马念一到福州后即与陈任民、陈聚奎等人取得联系。在马念一的指导帮助下，3月中旬，陈任民在“福建青年社”中吸收优秀青年方尔灏、陈聚奎、翁良毓、黄源、林铮、张珪、施松龄、邱腾芳、郑松谷、林大鸣等10人加入共青团。经共青团中央批准，4月1日共青团福州支部正式成立。陈聚奎任书记。这是福建省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福州支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和发动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和扩大团的组织。6月，共青团福州支部派崔文焕到闽侯七里农村开展活动，崔文焕向农民宣传革命和党的主张。6月下旬，发展青年农民郑章荣、郑老珊加入共青团组织。23日共青团七里农民支部（又称共青团农民支部）成立，书记崔文焕。7月，崔文焕离开七里到尤木臭街开展活动，共青团七里农民支部书记由郑章荣接任。随后，郑章荣又发展农民团员3名。崔文焕在尤木臭街吸收了青年私塾老师和青年店员陈启昌等5人加入共青团组织，并于7月7日建立了共青团尤木臭支部，崔文焕任支部书记，不久，因工作需要，由陈启昌接任支部书记。共青团七里支部和共青团尤木臭支部直属共青团福州支部领导，它是福建省第一批发展的共青团组织，也是闽侯首批建立的基层团组织。

5月22日，共青团福州支部派方尔灏随马念一去上海共青团中央汇报工作，此时“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反帝反封建斗争席卷全国，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要有一个更为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为此，团中央派方尔灏为团中央特派员，于6月返回闽侯整顿团组织，着手成立共青团福州地方委员会。7月19日，方尔灏主持召开全体团员大会，传达团中央关于建立共青团福州地委的决定，选举林铮为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团地委下辖职工小学、女校、三山、七里、尤木臭和福州书店6个支部共有31名团员。10月，团中央特派员方尔灏主持改选福州团地委，由林铮、陈聚奎、翁良毓3人为执委，林铮为地委书记兼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地委下辖10个团支部，43名团员。

闽侯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福州团地委领导下，不断深入发展，尤其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在闽侯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条件基本成熟。1925年9月12日，团中央特派员方尔灏向在团中央工作的福建籍共产党员郑超麟写信，希望郑能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反映福州团内优秀分子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郑超麟将此信转给党、团中央。党中央对方尔灏的要求和反映十分重视，并指示团中央派人帮助成立党组织。同时，党中央还经常寄送报刊、宣传品给福州团地委，指导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1926年1月初，方尔灏再度去上海向团中央汇报工作。1月下旬，经团中央安排，方尔灏和因遭敌特缉捕转移上海的林铮、陈聚奎、严明杰返回闽侯，在对福州团地委整顿和改组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团组织中吸收方尔灏、林铮、陈聚奎、施松龄、吴徽谦、郑蓉裳（女）、林鉴（女）、严明杰、陈长康、郑步云、金毓芬、林世良、傅克壁、陈与潮、陈长庚、傅炳恭、赵凱等17名团员为中共党员。随后，又吸收陈任民入党。4月初，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直属党中央领导。随之，中共福州地委将福州团地委属下的商业专门支部、福建大学支部、工业专门支部、女子师范支部、妇女工读支部、三山公学支部、职工小学支部、第一师范支部、地委直属支部、七里农民支部、尤木臭支部等11个团支部转为党支部。郑章荣任中共七里农民支部书记，陈启昌任中共尤木臭街支部书记。

中共福州地委建立不久，出现党内不团结现象，为加强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党中央派蔡珊（即陈哲生）到福州调解纠纷，随后改组了地委，由蔡珊任地委书记，改组后的福州地委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为加强福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派遣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为中央特派员到福州，后又派陈昭礼、陈碧笙到福州指导帮助地委工作。1927年1月，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改由陈昭礼担任。同年3月，因中央调陈昭礼去武汉工作，福州地委书记改由徐琛担任。中共福州地委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北伐军攻占福州后有利革命形势，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发展党的组织。这时党支部由原来的11个发展到22个。

五、闽侯工农群众运动的掀起

五四运动后，闽侯人民尤其青年学生日益觉醒，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斗争也日益高涨。

1925年3月下旬，闽侯学生展开抵制美国鱼货在福州倾销的爱国斗争，引起美国驻华势力的仇视，他们向福建军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福建学联会，镇压学生运动。屈膝媚外的福建军阀政府竟于3月31日强行封闭福建学联会会所，并逮捕了4名学生。4月2日，共青团福州支部通过福建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福州18所中等以上学校3000多名学生前往省长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请愿无果，3日下午，2000多学生又前往闽侯地方检察厅请愿并露宿该厅前。此间，福建学联会派出10位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省防司令部承诺出面担保次日释放被捕学生，学联代表也答应次日学生返校。4日，军阀政府不但不履行释放被捕学生承诺，反而增兵戒严。4月7日，正当商业、师范、华侨、法政、福建大学等5校学生600多人齐集公立政法学校时，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该校。校内学生打开后门，冲破封锁，与会后相继前来的各校学生2000多人再次前往检察厅请愿，当行至省长公署时，席地而坐。此时，学联会外援委员亦在市区散发传单，并请商研所商讨8日罢市斗争计划。7日下午4时，省长萨镇冰命教育厅长出见学生，要求学生退回，学生们即推代表5人，要求面见省长。正当学生代表在接待室等候之时，军阀政府竟下达武力驱逐命令，聚集在省长公署周围的军警立即挥舞刺刀、枪托向众学生乱刺乱打，一时鲜血遍地，轻伤、重伤学生达130多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政府制造的福州“四七”惨案。

惨案发生后，闽侯各界民众无不愤慨，纷纷罢课、罢市强烈抗议。福建学联会通电京、沪同乡会和全国学联会等团体，抗议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暴行。9日，学联会组织各校受伤学生赴法庭验伤，并游行示威。上海、湖南学联会通电各地学联，一致声援“四、七”惨案。党中央的《向导》周刊和团中央《中国青年》周刊，也分别发表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残害中国民众的罪行。在全国各地一片愤怒声讨声中，军阀政府被迫于2月22日释放被捕4名学生，启封福建学联会会所，高审和地审检察厅厅长被迫引咎辞职。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上海工人罢工反抗。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动上海学生和群众到上海租界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租界英国巡捕竟开枪镇压，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闽侯后，激起了各界群众的强烈义愤。在共青团福州支部领导下，闽侯学生和各界民众立即进行声援。福建学联会召集闽侯各界群众，包括工商界人士在内的代表会议，成立“上海惨案福建各界声援会”，决定“实行抵制外货、拒不合作之善后办法”，并在报刊上提出“打倒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上海工商学一切被害者”，“收回租界地”等反帝口号。马江500多名卸货工人举行罢工，不为英、日两国轮船引港、卸货，在英国办的邮政司中的工人，不给洋人做一切工作。接着，先后成立了“福建废约运动同盟会”、“五卅惨案福州妇女后援会”等团体，一致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6月7日，全市4000多名学生罢课，举行游行示威。10日，上海惨案福建各界后援会发动全城3万多工人、学生、商人、市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同时，上海惨案福建各界后援会还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募捐活动。随后，共青团福州支部又发动各校、各团体组织演剧团和演讲团，募捐了一大批款目，汇往上海，直接援助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五卅运动把闽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也推向高潮。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福州，不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且不断加强文化侵略，以传教，推行奴化教育，达到奴化中国人民，征服中国人心之目的。从1853年美国公时会（后改称美部会）首在南台保福山（今吉祥山）创办初级学校（1890年扩大规模迁入城内观巷，改名福州格致书院）开始，接着帝国主义先后在福州、闽侯开办了毓英女子学校、鹤龄英华书院和协和大学等数十所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内，实行黑暗专制和森严戒律，禁止学生接触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们把持校务，实行宗教教育，把圣经溯源、宗教大纲、旧约历史、教会史、圣经地理等列为必修课，并强迫学生信教，用“上帝”、“救世主”来麻醉学生的思想，力图培养帝国主义所需要的精神奴隶。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行径，激起教会学生的强烈不满，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使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迅速觉醒，随着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在闽侯的传播，闽侯学生反对教会学校黑暗专制和奴化教育的斗争迅速展开。1925年9月12日，福建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翁良毓任委员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打倒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等。随后，公开发行《收回教育权运动》小册子，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办学进行文化侵略的险恶用心，揭露教会学校的黑暗内幕，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识破帝国主义的恶毒政策，“努力去干收回教育权运动”，指出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不止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一种表示，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同时福州团地委于10月还成立“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由陈公光任书记，把领导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并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各教会学校，在学生中宣传鼓动，发动他们组织团体加入收回教育权运动。各地“非基督教同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大会”等团体纷纷建立。在福州团地委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反文化侵略运动深入人心，促使教会学校学生纷纷脱离学校。福州华英女校、进德女校、三育中学、培元书院的学生人数一时骤减，几近关门。其他如青年会、文山、英华、格致等教会学校学生数也大为减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会学校被迫向教育部立案注册，撤换外籍校长，改聘不信教的中国人任校长，并接受学生停开一切宗教性科目，接受收回教育运动委员会审查等要求。同时，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为解决退学的学生转学问题，多次召集闽侯各大中小学校长联席会议，呼吁他们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工作，教会学校退学学生转学难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

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威胁到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对此实行残酷镇压，逮捕了福建学联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翁良毓和学联工农部主任周明及团地委非基督教运动委书记陈公光等人，查抄封闭出售进步书刊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会刊的福州书店等，收回教育权运动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在闽侯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再度掀起反帝反封建高潮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共第一次全面合作局面的形成，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闽侯地方党组织为迎接北伐军入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26年秋，中共福州地委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工农组织，先后建立了福州电报工会、理发工会、码头工会、人力车工会等。这些工会成立后，领导工人开展合法斗争，如理发工会提出增价，码头工会提出不抽甲头税、要求增加工资，人力车工会提出加薪等。闽侯县的鼓山、凤岗、尤木臭等地也开始组织农会，他们创办农民夜校、俱乐部、妇女工读学校等，帮助农民、青年、妇女等学习政治文化、启发他们觉悟。同时为开展统战工作，王荷波利用他与闽系海军的关系，经常到马尾海军联欢社和马尾造船厂，与海军士兵工人开展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觉悟，参加国民革命，支持北伐军入闽。10月27日，北伐军由江西分三路入闽，在永安县境与北洋军激战一场，北洋军大败而退。北伐军顺利入闽。11月下旬，当国民革命军即将进占福州时，王荷波带领福州地委同志，会同国民党代表和马尾海军代表，在马尾召开三方联席会议，并达成协议，拦击北洋军张毅部渡乌龙江，阻止其占据福州，负隅顽抗的企图。11月30日，北洋军张毅部从惠安、莆田、福清、长乐等地撤退到乌龙江时，被海军陆战队包围炮击于峡兜，其先头部队渡过乌龙江，又遭到海军陆战队林志棠团围歼于鳖头、下洋一带。（林志棠，尚干人，在光复福州中已作介绍。）张部另一个团2000多人被迫缴械投降，其余北洋军退缩闽侯南港瓜山。海军陆战队同北伐军以及福建国民军对瓜山北洋军实行合围攻击，经过八、九天的战斗，北洋军残部已无抵抗之力，只好放下武器，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这时，中共福州地委早已派党员陈烈，通过国民党左派施秉政力劝福建北洋政府省防司令李生春归顺，在北伐军胜利入闽进占福州已成定势和政治攻心下，李生春表示愿意归顺国民革命军。12月2日，李生春与萨镇冰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其所属部听候国民革命军改编。17日，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派师长卫立煌前往瓜山主持改编事宜。至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福建战场取得完全胜利。

北阀军入闽后，在福州地委的领导和国民党省、市党部筹备处的支持下，福建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北伐军入闽前已成立的机工协会、电报工会、海员工会、码头工会、人力车工会、理发工会等工会组织得到巩固和壮大。其他各行各业工会也纷纷组织起来。工会、联欢社、俱乐部等群众性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福州总工会也在筹备之中。中共福州地委又派陈碧笙组织福州店员总工会，会址设在大庙山。下属基层工会有钱庄、京果、布匹、小百货、角梳、中西药房、染布、渔业、米业等几十个，会员达1万多人。这些工会建立后，领导工人群众展开增加工资，提高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等一系列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工人政治地位相应得到提高。同时，福州地委还派人深入闽侯各乡村，先后组建了闽侯县农民协会和乡农会，以及水部区、凤山区、东乡区、南台岛等处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员达5000多人，并在马鞍、战坂、前屿、后屿、尚干、青圃、洪塘等地建立农民武装，提出减租减息，反拉夫、反苛捐杂税等口号，大大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来源：中共闽侯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