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距今已75年了。八年抗战期间，福州曾两度沦陷（1941年4月21日—1941年9月23日与1944年10月4日—1945年5月18日），沦陷期间，日寇在福州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倭寇嗜杀，根于兽性。1941年4月22日，日军的31辆摩托车环行市区，任意开枪扫射。大街小巷中的敌兵，手持白刃、机枪，遇人即杀。仓前山、大桥头、洪山桥等处，伏尸累累，血流成渠，无数无辜民众被杀。那段日子，福州宛如一座死城。
    旧福州国货路上有座石桥叫十二桥，它座落在台江新港河上，是福州的交通枢纽。日寇入侵后，把十二桥边的一户人家霸占为日军司令部，并在附近的李厝祠驻扎了一队日本兵。为了便于控制、监视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日寇强行堵塞了万寿桥、路通桥等所有通道，只许群众从十二桥通行。桥上设有岗哨，沿河两岸布满了铁丝网，如狼似虎的日兵日夜在桥上巡逻，随意殴打过往百姓，常有人被打得奄奄一息，丢入河中。为防止善泅水者逃脱，日寇把欲溺者先捆以草绳、铁线或装在麻袋里，再加巨石推落河中，一沉不起。先后葬身流水者不下数百人。有一酒店伙计下乡收酒罐路过十二桥，日寇将其抓住盘问，并脱去他的衣服，将其绑在电杆上，用锥子乱扎。再砍下头颅，挂在电杆上示众，随后将尸体投入河中……从此，十二桥变成了“送命桥”。
    当时，福州东门外有个日寇屠杀我同胞的刑场。每隔两天，就有一两车的福州市民在那里被活埋、枪杀、砍头、剖腹或活活解剖，哭声震天，当真是人间惨事！此外，中洲敌宪兵队、水部涵园、西门外、华南道等地，都是敌人杀害我同胞的场所。自日寇进城至溃窜日止，被杀害的同胞多达万人，（当时福州居民不到10万人），日寇残暴凶狠可见一斑！
    日寇好淫无度。初来福州，日军就三五成群，挨家追觅女子。南门外有寡妇，年35岁，途遇敌寇，竟被扯住，惨遭七人轮奸致死。1941年6月17日下午4时，一日兵追“花姑娘”不着，闯入鼓楼区北门九彩园陈椿家，砍死其父陈璇琨，勒死陈家一儿两女（13—17岁）。后又将另一3岁女婴塞入灶膛，陈妻被迫投池，幸被救活。日寇甚至连出家之人都不放过！城北诸古岭尼庵，有一年轻尼姑，相貌秀美，不料被一日寇瞥见。其竟然联合三人，于夜半逾垣而入，将尼姑轮流强奸，该尼不堪蹂躏，羞愤自杀。据说，在福州遭日军强奸致死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大根区有案可查者即达30多人。
    在学府路与圣庙路交界处，曾有所省立第三小学，当年鬼子在那里设了“慰安院”。有人路过，不时可以听到院里传来女子的惨叫声，据说当时经常有鬼子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块布在那里排队等候凌辱良家女子。除此之外，鬼子还定于每星期二、五为行乐日期，四处抢女子，用以充实“慰安院”。
    倭寇掠夺成性。据1941年5月5日《福建日报》登载：暴敌入寇福州，作恶万端，令人发指，前昨数日，搜捕市内良家女子一千余人，以汽车押至南台，分载五船，开往口外，中途跳水自杀之妇女甚多，又捕我幼童四五百人，分载两船，掳回日本，我市民痛遭大祸，哀儿哭女，惨不忍闻。
    日军经常巧立名目，宣告戒严，挨户搜索，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敌兵入室，翻箱倒柜见有金银手饰、檀楠家具、粮食、盐及五金材料，均悉数抢去。
 倭人更为恶毒之处为：嗾使浪民及流氓等遍设烟馆、施打吗啡，贩卖白面，南门兜、台江一带，烟毒馆林立，不但谋我同胞之钱财，更毒害华人之精神。
 另据“水口中央社1941年5月10日电‘福州全市商店民众零星粮食，已遭敌寇搜劫殆尽，食米每斤已达七元五角之高价，但仍无从购取，任何其他食物，即水果糖饼之类，亦告绝迹，全城市民尽将绝食，因饿而死者，日数百人，饿殍触目皆是，寇军蹂躏下之福州，已成悲惨恐怖之饿城。’”可见日寇统治下的福州已然是饿殍遍地了！
     心理扭曲，辱我袍泽。日寇之残暴世间少有，凌辱方式也千奇百怪。凡倭寇驻扎所在均设门岗，行人经过，必须脱帽立正，行九十度之鞠躬；若不知行礼及行礼不如式者，皆饱受老拳，而后或罚立于烈日之下、或罚跪于泥涂之中。而掴其脸掸其鼻，拔其发，搅其耳，或击其首等暴行更是数不甚数。
 总而言之，日军二次入侵，给福州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其暴行罄竹难书。国恨家仇，难以忘却。福州人民没有放弃任何一次可利用的斗争机会，搅得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大北岭阻击战、琅尾伏击战、大湖保卫战、闽东追击战以及可歌可泣的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杀得鬼子兵心惊胆颤，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说明：历史资料来自省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罪行录》、省立图书馆和鼓楼区党委党史研究会。

（林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