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典当”。  林若野  摄

 

       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三坊七巷，看到了一座描绘旧社会典当情形的雕塑：高高的柜台后，一位戴着花镜的当铺掌柜，手举算盘，气定神闲；柜台下，一个穷人捧着包裹来典当，历经沧桑的脸上露出的表情，半是凄苦半是希冀。我在一旁凝视许久，心中不禁感慨：旧社会的当铺，虽然有盘剥穷人、高利放贷之实，但又确为不少家庭困苦和资金周转不灵的人们解了燃眉之急。黑格尔说：“存在既合理。”典当业在华夏可以存在几千年之久，看来真是有其独到之处了。
        典当文化在华夏真可谓历史悠久。最远有记载的典当行为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到了成都，生活很是贫困。两人十分愁苦，就将身穿的名贵的皮大衣拿去和一个叫阳昌的商人换了酒喝，很是过了几天欢乐的日子。直至东汉末年，甘陵相刘虞打算将受到的赏赐典当给异族，结果屡次被公孙瓒所劫掠。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典当”二字连用并加以记载。
        真正意义上的当铺出现在大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当时佛教势力极大，天下遍布佛寺，寺院经济空前发达。于是，一些寺院就开始安排僧人专职从事典当活动，将多余的钱外贷，从而进一步积聚寺院财富。典当机构设于寺内仓库之中，统称为“寺库”，此即为我国典当机构最早的名称了。到了唐朝，典当行业更加兴旺，甚至进入了文人骚客的日常生活中。李白的将进酒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就生动的记录了他要“典马换裘，与友共饮。”的情景。
        话至此处，作为一个闽侯人，就不免要查查闽侯的典当历史了。据闽侯县志记载：闽侯的典当业历史悠久，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主要以“当铺”、“代当”、“估衣庄”三种形式存在，犹以“代当”最为普遍。代当即是规模小的当铺，与大的当铺均有业务联系，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即会将铺子中的抵押品转当融通，从而获得资金周转。至民国22年，闽侯典当业进入全盛时期，共有“代当”店27家。其中以与福州市内“允孚”当铺挂钩的“唯大”、“恒记”两家最为有名。到民国27年，闽侯典当业开始衰退，从事典当行业的店铺萎缩至14家。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相继停办，几近绝迹。
      “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面烂袄一件儿”这是电视剧《大宅门》里，男主角白景琦带着自己的皮袍到当铺典当的时候，当铺掌柜吆喝的一句话。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皮袍成了别人嘴里的“破面烂袄”，白景琦却无可奈何，只好自嘲一句：“咳！谁叫爷急等着钱用呢！”这一幕，让观众在憋着笑的同时也对旧社会当铺的黑心留下了深刻印象。旧社会的老百姓都认为去当铺典当物品十有八九赎不回来，上当铺便是吃亏，“上当”一词便因此而来。固有的观念导致人们对当铺的恶感极其强烈。终于在文革中，这种厌恶来了一次集体的大爆发：“旧有当铺在人们的一致讨伐下，彻底的销声匿迹了。”
        斗转星移，世事如梦。在消亡了三十余年之后，典当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复兴，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除了招牌上那永远不变的大大 “当”字外，仿佛一切都不同了：宽敞明亮的店堂代替了昏暗阴深的大堂，买卖平等、诚信互利的交流代替了高高在上、欺瞒耍滑的讹诈。多种多样的业务开展也代替了单一的当、赎、买、卖。今天，古老典当业正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发挥着它独有的功能和作用，在华夏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焕发着新生。(■ 林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