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是一个小山村，环境特别的美。随着316国道的修通，村民结束了爬山越岭、摆渡过溪的日子。现在紧靠在国道旁边的村子，改变了千百年来的沉寂、闭塞，一天往福州可以十多个来回。我最近常回老家，似乎觉得晒谷场上缺少了什么。噢，两头大水牛消失了。我记得，水牛分别是礼鑑、礼莹叔养的，以前每天晚上都系在晒谷场边上的大树头上。
      我这一生对牛的感情十分深厚，这缘于我三次的放牛经历。
      小时候，大约十岁吧，最疼爱我的爷爷就让我学放牛了。当时我家养了一头公水牛，个头硕大，两角弯又长。我还够不上牛的肚脐高，就牵着牛绳跟在公水牛屁股后面。爷爷自幼农耕，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但是他对我传授知识，却是从我放牛开始。他的想法是通过我放牛，从中能领悟到农民的艰辛，上学校才能肯读书，读好书。记得，那是山村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学校放暑假，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放好大公牛。居然相安无事了一个多月，爷爷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大事还是发生了：刚割过早季水稻的田埂长得青草最绿最嫩，大公牛最喜欢吃。吃到尽头，牠本会自动返回，可是这一次牠却继续往前。前面是未收割的稻田，我怕牛再往前破坏稻谷，情急之下擦越过牠的身子，赶到公牛的前头阻止牠。这下可惹火了牠，牠低下头用犄角往我肚子挑来，“哇”我被抛上天，然后从牛背上重重地摔落在收割过的水田中。公牛闯了大祸了。在一旁割稻的爷爷惊呆了，爸、妈、叔叔都围了上来。我的红肚兜被挑破了，肚皮上肿紫一大块，擦破的肚皮还渗出血露，爷爷拉住牛鼻子狠命地用竹鞭抽打公牛……
      暑假结束，爷爷把我送到福州水部小学上学了。寒假回家发现大公牛不见了，我哭着问：“爷爷，大公牛呢？”“卖了！”从简短的回答中，我知道了爷爷对公牛和对我的爱两者中的选择。几天后，爷爷又买了一头温顺的母水牛，还带着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有了牛我也高兴了，当然寒、暑假放牛的活还是我在继续着。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头大公牛威武健壮、拉犁耕田的身影，至今还留在脑海中。
      后来，我顺利地从小学升上初中，又从初中考入师范。上师范时恰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我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粮食吃不饱。蜡黄着脸，显得特别瘦小。那时学校为了能给学生增加一点粮食吃，在福清建立“西番农场”，种有几十亩的小麦、番薯，每个班级的学生轮流前去劳动一个月。从位于螺州排下的学校到福清农场足有30多公里，我们都是步行往返。农场饲养着一头大黄牛。我们班主任李叔庄老师，是地道的福州城里人，他对安排放牛这活感到十分头疼，于是在会上提议同学毛遂自荐。我见同学中居然无人举手，便自告奋勇承揽了下来。放牛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既轻松又自由，每当我把大黄牛往收获过的花生田地一放，便自个儿拾掇起田地里未收获干净落下的花生果、番薯，这对于缺粮的困难年头是一个极好的补充，真是妙极了！大黄牛听话、训良，每天我都把牠喂的挺饱。一个月一晃而过，牛长膘了，我也胖了。班主任在总结会上表扬了我，我还评上了劳动先进分子。
      我当了六年的小学教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入了“牛棚”。“牛棚”只是一个形象比喻，就是把你关起来审查，或送到农场劳动。当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又生长在农村，田里劳动这些活对我来说十分熟悉。我们这些“半关”（有工资）全县有几百号人，分批分期从城门连坂农场转移到白沙孔原农场。孔原农场原是福建省劳改监狱，当时“全关”劳改犯全部迁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就进驻了。大转移后的人马又进行重新编排，我和“走资派”常登榜恰巧被编到三连一排一班。在大操场上，被点名的人要立刻出列组成新队列。常登榜先被点名，接着就是我。当我站到他身边时，他轻轻地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俩相视而笑。他当时40多岁，在连坂农场时，我就和他在一个排并承担最累最脏的活：舀粪。我们就是在劳动、生活中暗中结成了忘年交。新组成连队两个多月后，我被调往“独立排”，老常仍留在三连，我俩又一次含泪默默分别了。
       独立排的两三座小楼独立建在农场的北山边，原县公安局长林祥泉任排长。全排20多人由强劳力队员和少数体弱多病的当时县委、县政府的“走资派”组成。独立排劳动、生活住宿等都是独立管理，监管环境宽松伙食又好，想购物也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当时来说，这已是来之不易，我十分知足。
      独立排里也饲养着一头大水牛，耕作之余必须每天派人放养。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农活中的犁、耙、扦、割、捆、担等我可以说样样在行，自然成了好把式。放牛的活我也经常承揽，牛又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以放牛为掩护，我与老常能经常偷偷见面。盛夏的一天清晨，我起了个早，煮了十个蛋，带着用注射葡萄糖的玻璃瓶子装了满满一瓶高粱酒和一包土烟丝，牵着牛向三连的地块走去。你别说，从独立排到老常看水的田块，要翻过两三个山垅，有五里多路。盛夏的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芒，毒花花炙烤着大地。水田里的水，一不小心就被晒干。老常负责看水，这活一点也不轻松，不管旱涝，都得在田地里转悠。当我在山沟深处找到他时，他正埋头端着破脸盆从小溪坑往田里“哗、哗”地戽水。“老头，我来了！”听到我的声音，破斗笠下一张苍桑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我俩躲在山坑小树丛下阴凉处喝着高粱酒，吃着蛋，他还抽着土烟丝，老头从嘴里吐出的淡淡的白烟，像我俩心中的愁云，随着微风慢慢飘散着。牛似乎也知道了什么，静静地在一旁吃着青草。几个月后，队部也把他调到独立排，我俩再一次团聚了。
      常老头今年八十六岁了，从省直部门领导职位离休后，身体一直很健康，耳聪目明，记性好。但烟早戒了，酒不喝了，辣椒也少吃了，我知道后心里感到不好受。今年国庆节后我又去看望了他，我们谈起那时的事儿，像是昨天似的，哈哈大笑。
      这些年，农业结构调整，农民种田积极性差，多数人外出打工，村中也办起小型加工厂，本村的种田人一年比一年少。部分山区田地还经常受到野猪侵害，即使种上也没有收成。316国道、福银高速公路又从村中横贯而过，毁了部分良田，机耕路、水渠也受到破坏。村中屈指可数的牛不过数头了。也许出于对牛深深的情结，有时我会天真地想：如若有一天粮食又紧张了，缺了牛的农民怎么办呢？年纪大的我，是否还会再有一次放牛的机会呢？(■ 陈开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