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期）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长江支队随十兵团从浙江江山出发向福建进军。第一天我们从驻地市上村出发到达浙江江山峡口镇时，得知前天晚上我峡口区的党、政机关遭土匪、特务袭击。我们二十九日的宿营地在蒋介石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家保安街，这一天行军的路程很短只有半天，因为第二天要翻越浙江、福建两省分水的仙霞岭，而且这时天气的温度在三十八度以上，指挥行军的同志想让大部队多休息半天，以减少大部队翻越仙霞岭的疲劳。在峡口出发时，指挥行军的同志就照顾打前站的同志坐上汽车走，经过保安街时看到路旁有个大村子，有人就提醒问一下路，“看是不是到了保安街！”许多人疑惑的说：“还没走就会到？”这时还有一些同志说：“肯定不是，还在前头！”汽车就继续向前开了。 从这里开始,汽车就进入了一条大山沟，路越走越不好走，越走越没人烟，汽车也越走越慢了。结果翻了一座大山才看见一个大村子，一问是二十八都，才知道翻过了仙霞岭走过了头，又派人乘汽车返回通知大部队。大部队就鼓了一口气，一天走了一天半的路，也赶到了二十八都。
      浙江江山二十八都的男女老幼都讲的是一口北京腔的普通话，我们很奇怪，就问他们的话为什么这么好懂？他们说：明末他们家的祖上是在北京做大官的，几家不愿做大清顺民的人，就相约南下，来到这闽、浙、赣之间的大深山里。三百年来他们就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语言、风俗，我觉得这也是个奇迹，是一种可贵的气节。
      二十九日的天气特别热，大部队又是一天走了一天半的路，而且又翻了一座大山，许多人中了暑。下一步到福建浦城的两站路也比较长，就在二十八都休息了一天，三十一日才起身往福建。翻越仙霞岭时我们中队的王连成同志失踪了，开始还认为他去解手没有报告就没在意。快到二十八都时还没回来，当时天已经快黑了，中队领导觉得这段路上土匪很多，派人晚上出去找很危险，大部队明天会在二十八都休息一天，就决定明天再说。第二天中队派我带了几个人带着枪顺公路去找，找到中午没结果只好回来，中队领导认为王连成同志很可能会牺牲，到目的地再处理后事。到了闽侯县后，我们在马尾工作的同志在十兵团中见到了王连成，王连成说他在行军休息时，一个人在路边草丛中乘凉睡着，睡了很长时间，掉了队。醒来后一个人在路上赶路时遇到土匪，幸好十兵团最后的一班巡逻车过来才救了去，就留在十兵团了。我们到二十八都的前几天晚上，土匪要袭击我二十八都兵站，被我守兵站的部队用重机枪痛击后才没得逞。我们和二十八都群众交谈时，群众都说蒋介石散兵在二十八都周围村庄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们翻越仙霞岭的前五天，大批蒋的散兵和特务、土匪联合，妄图袭击我十兵团被我十兵团消灭。我们在仙霞岭上看到蒋军逃往福建时，翻在山下的汽车和摔死在山下的骡马尸体残骸，及一具倒毙在路边很长时间、身上的衣服被太阳晒的褪了色的人体躯壳，以及前几天被我十兵团击毙后、掩在土下的蒋散兵、特务及土匪尸体，惨象怵目！
      仙霞岭竹木参天，气势雄胜！仙霞岭南的枫岭关夹在两山之间，虎踞龙盘、形势险峻，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当年黄巢进兵福建时开凿的。过了枫岭关就到了我们进军的目的地了，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感到和这块土地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长江支队今后就要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休戚与共”了!
      长江支队从浙江江山待命起到福建浦城，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支队就决定：每个中队都要将自己中队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及中队的全部武器集中起来，组织成武装小分队，保卫自己中队的安全。长江支队在通过自浙江江山到福建浦城的这段土匪、特务活动特别猖獗的公路时，十兵团又组织了武装巡逻车,在公路上往返巡逻。差不多每一刻钟就有一辆十轮卡，载着一个加强班的解放军，驾着一挺重机关抢从公路上开过，这对长江支队通过这段危险地段，起了绝对的安全保证！
      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我们在往浦城的行军路上过了“建军节”。长江支队到了浦城后，各大队就依据部队进军的进程，先、后随部队开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大三中队因支前需要，于八月四日搭乘了搭有防雨竹棚的民用汽车离开了大部队，提前前往福建省委驻地建瓯待命。我们在浦城起身时，一个同志坐在汽车驾驶室顶上放防空哨，发现敌机时就鸣枪报警！为了放哨同志的安全，我们用绑腿把他的腰栓在汽车的前栏杆上。这一天我们平安地到达建瓯。我们路过建阳县城时，得知建阳县城在数天前被蒋介石飞机轰炸，因为我们是乘汽车行军，没法打听到建阳城百姓的伤亡情况。但是财产损失却一目了然：福建百姓住的房子多是用一种很好的建筑材料杉木做架，四周钉上杉木板做墙，一座挨一座的起在一起，成村、成集、成市。这种建筑物最怕火，飞机轰炸时大火在大风的助威下,整座县城以中轴大街为界的另一边就全部化成灰烬！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夜,长江支队到了建瓯的各大队，参加了中共福建省委在建瓯县城大戏院召开的南下、地下会师大会。省委书记张鼎丞、地下省委书记曾镜冰、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毅，先后讲了话。张鼎丞同志宣布了省委组成人员名单并宣布撤消了地下省委的建制。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晨福州解放了！八月十八日上午，大队部通知前往闽侯、福清、长乐、连江工作的领导同志，午饭后率自己的县委部长、县政府科长和区委书记、区长，随地委领导第一批乘汽车往南平，再改乘汽船往福州。各中队还留下的同志，由中队确定一位领导同志率领。三中队在王培祥同志率领下，随大部队步行至古田水口，也从闽江乘汽船往福州。
      我军解放福州时,蒋介石的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率五个军、六万人守福州。他们知道守不住福州，就在福州市内只留了一个军，其余的军一个军留在由闽侯县马尾军港到闽江入海口至连江的一线，三个军留在闽侯县闽江南港至福清、平潭一线。他这种布防的意图是确保其从海上退到台湾或从陆上退到厦门。而蒋介石还是要他们守住福州，给人的印象是他还要拖美国人下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好卷土反攻大陆。可是这只是借口，因为他早已觉得他还在大陆的兵已是他一个要命的大累赘了！台湾当时只有约六百万人口，已经为他养了几十万兵及一百多万各样的去台人等。要台湾百姓再为他多养成百万的兵，必定会把台湾压的沉到海里，蒋介石也就全完了，所以蒋介石就不顾一切的要甩掉他们！
      歼福州之敌时，叶飞同志令二十九军全军轻装不带任何重武器，每人背了五天的干粮，从南平抄小路翻山越岭急行军两百多公里，于八月十六日切断了敌从陆上的退路咽喉福清宏路。三十一军每人背了两天的干粮，从古田出发急行军出连江。经连江丹阳、县城、琯头时边走边打，然后逆闽江而上马尾，于八月十六日切断了敌在海上的退路。二十八军也自带干粮从古田出发，顺福瓯公路直抵福州西门，我三路大军于八月十六日包围了福州，朱绍良的全军于八月十七日被歼，朱绍良和李延年在我军进入福州义序飞机场前半小时，坐飞机去了台湾！
      叶飞同志指出：“让二十九军切断宏路是着险棋！”为什么？叶飞同志说：“在福建一年最热的秋老虎高温下,让二十九军在连一门山炮都没办法带的深山峻岭中急行军五天，使部队极度疲劳时就死死地堵住了福州敌军向泉州突围的三个军,不能说不险！”
      福州解放后长江支队四大队，第一批出发去南平乘汽船往福州支前的同志，当夜在南平遇到大暴雨，闽江暴涨汽船从福州上不到南平。暴雨一连下了几天，使四大队第一批紧急往福州的同志,在离福州一百六十公里的南平耽搁了七天！四大队第二批步行往福州的同志，还先于第一批从南平乘汽船往福州的同志两天，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了福州。
      因为支前紧急，省委派吉普车先把还在南平的四大队领导人郝克铭、温附山接往福州，立即组织住在福州仓前山“三一”中学，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九中学的四大队同志下乡借粮。这时借粮急如救火，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毅同志也立即赶到“三一”中学，立即召集他们开会说：“福州周围有十万解放大军，还有六万蒋军俘虏，这些人的吃饭是头等大事。”
      我们还在建瓯时地委就任命王培祥同志为罗源县委书记，地委直属中队中队长李季同志为罗源县长。为什么？因为一个大队只有五个县的架子，现在要建十个左右县的人民政权，就要再匀出几个县的架子。王培祥同志率四大三中队第二批往福州的同志到福州后就全力去处理罗源的工作了。这时程少康同志还在南平，张建国同志在苏州时就率尹笃义、马战魁、吕学仁随支队去上海组建随长江支队去福建工作的“南下服务团”还没回来。地委又临时指定李季同志代理闽侯县长，率先到福州的四大三中队的同志，马上随省人民政府的代表和福州市军管会的代表，一同在八月二十六日到了闽侯县接管了蒋的县政府。福州战役开始时“南下服务团”已经到了浙江江山，省委立即通知福建驻江西上饶留守处派吉普车把张建国同志送到南平和程少康同志一同于八月二十六日也到了福州。
      当时在福州的部队再加上俘虏，每天最少也要供应十万公斤大米，如果前线作战的大军吃饭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问题不想可知！还好我们在解放区有支前经验，在苏州时就在借粮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了一条：“大部队入闽后通过没有办法设兵站为部队供应粮食时，部队就可以以团为单位就地借粮，由团后勤部开给盖有公章和经办人名章的借据，作为县人民政府给群众归还粮食时的依据”。在福州地下党全力支持下,部队在闽侯县就借了三百万斤谷子的大米，确保了部队的粮食供应。（待续）（撰文： 廉继温  郭有让  王怀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