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育家、史学家：林春溥
内容更新时间：2010-08-20 12:55:37来源：闽侯乡音报
林春溥行书扇页
林春溥（1775-1861），字立源，号鉴塘，又号讷溪。闽县（今福州）人。清代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其人学识渊博，“年幼即淹贯群经”；两入仕途，均请辞回家，放心学问。回乡后讲学于福建各地，并在鳌峰书院执教十九年，育人无数。同时，他潜心研究史学，留下许多著作，如《开辟传疑》、《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和《竹书纪年补证》等。
初入仕 丁忧而遁
林春溥家境一般，其父兆泰虽然是个举人，但也只是以教书为生。父亲对林春溥寄予厚望，从小便对他严格要求，并竭尽所能教导林春溥。是以，林春溥“年幼即淹贯群经，善思考问题”。
嘉庆七年，林春溥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无任事，学习三年考试定留散），派习国书（即满文）。不过，林春溥没过多久，便因病请假回家。回乡后，为了不落下学业，他拜赵为田为师，悉心学习满文。病愈后回京，取得“钦取翻译第一名”的成绩，授翰林院编修。而后的郭尚先、林则徐等人，都向他学习过满文。嘉庆十二年，林春溥上任顺天乡试（相当于全省选拔）同考官，他在任时严格把关，浮夸不实的，绝不上荐。许多前来“疏通”之人，皆被拒之门外。得罪别人的同时，自己也饱受排挤。见识过官场的黑暗后，林春溥自认不是很适，于次年母亲去世，丁忧回家后，便不回京任职了。
回乡后，林春溥开始以研究学问及育人为己任，主讲于玉屏书院，前后长达八年。在这期间，兄长和原配夫人皆病故，以致林春溥心情沮丧，身体开始虚弱多病。经人推荐后，他开始研读《天仙正理》、《性命圭旨》两部气功的书籍，从此锻炼气功，身体才得以逐渐好转。林春溥便过起读书育人，养花种草的生活，经常与乡亲们集聚一处，阐经论学。这期间，他写下《孔子年表》、《论世约编》、《宜略识字》三本书。
复为官 钻研史学
也许是由于父亲的“入朝为官，光宗耀祖”的情结使然，林春溥于嘉庆二十二年再次进京，并于翌年大考获第二名，再次分校北闱，兼修史馆教习庶吉士，先后担任过国史馆纂修、满文教习、会试同考官等职位。再次为官，林春溥以居家教学课徒为主，教学、取士、讲课之余利用职位之便利，博览群书，随时编纂学习心得。此次入朝为官，对林春溥的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拓展了见闻。渐渐地，他将其治学的重心放在了史学研究上，并于这期间写下《开辟传疑》、《古史纪年》、《战国纪年》、《孔子世家》、《竹书纪年补证》五篇史学著作。
1821年，道光帝即位，开始重用汉族官员，经人推荐，道光帝在乾宫召见了林春溥，“认为可用”。随即升任林春溥为文渊阁校理。有趣的是，林春溥却无意为官，对皇帝是否赏识并不是很在意。道光二年，他接到家书，父亲病重，于是再次请辞回乡，从此再不复出。
返乡后 教书育人
回乡后，林春溥以父亲的教学地点道山天皇岭朱文公祠作为自己安砚授徒之地，吸引了许多人慕名而来。他悉心授徒，并潜心学问，将自己这几年来所学所记，一一整理，写下《古书拾遗》、《春秋比事》、《古史考年异同表》、《闲居杂录》、《识字续编》等书。
有意思的是，史料中记载，道光六年，林春溥回福州不久后，大府推荐他主讲晋江梅石书院，又聘请他主讲南浦书院（浦城县），林春溥均以父亲年老，不能远离为由推辞，在大家一再请求之下，仅承诺寄课卷前来批改，这种教学形式，就像是如今的函授。道光十年，其父病故,林春溥才应邀赴浦城南浦书院就教，并应他学生铭禹之请，兼主江西鹅湖书院讲席。
道光十四年林春溥接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他继承著名经学家、教育学家、前任山长陈寿祺的“经世致用”的教育方针，以道德、文章为务。教学上主张先器识（即思想素质），后文艺（文化、技能）；学习进步应表现在实践上。林春溥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批改作业尤其认真，几乎每天都要批改到深夜，学生的课卷每一篇都作了精辟修改并留下评语。前来求学之人，多如牛毛，学校的宿舍一直都容纳不下。他在鳌峰书院坚持教学长达十九年，直至身体再次不支，才敢请辞，这时，林春溥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
谢世后 终得肯定
也许是林春溥在鳌峰书院执教十九年，育人无数，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其实，林春溥对我国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其史学研究上。
林春溥在乡教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研究历史。他长期研究中国古史，虽默默无闻，但留下著作。他研究、撰写并刊印了《开辟传疑》、《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竹书纪年补证》、《武王克殷日纪》等书。
林春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点是先秦史。他的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从黄帝至战国时期历史编年的整合考证。他试图以此弥补司马光《资治通鉴》所未叙述的从黄帝至战国前期的编年史之欠缺。他在其《开卷偶得·史部》中说：“司马迁在秦火焚毁之后网罗散籍”，创建纪传体《史记》，是由于“自黄帝以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年月不备，难以编次”。而汉朝已有年月时间定位。但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仍沿用纪传体，将一件史事分散在好几个篇章叙述，不易检阅。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年仅以前403年战国中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不上推到黄帝时期。时间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它与空间构成历史经纬、坐标。时间有惟一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他重视先秦纪年史。
他还引用《史记》作缘起，著述《开辟传疑》。梳理了从“开天辟地”到黄帝的传说历史，将《开辟传疑》同《史记》所述的历史相衔接。林春溥长年累月地写下心得，编纂著作，并将其重要的著作收录于《竹柏山房丛书》，到他逝世时，其书已有85万字。
林春溥家境一般，其父兆泰虽然是个举人，但也只是以教书为生。父亲对林春溥寄予厚望，从小便对他严格要求，并竭尽所能教导林春溥。是以，林春溥“年幼即淹贯群经，善思考问题”。
嘉庆七年，林春溥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无任事，学习三年考试定留散），派习国书（即满文）。不过，林春溥没过多久，便因病请假回家。回乡后，为了不落下学业，他拜赵为田为师，悉心学习满文。病愈后回京，取得“钦取翻译第一名”的成绩，授翰林院编修。而后的郭尚先、林则徐等人，都向他学习过满文。嘉庆十二年，林春溥上任顺天乡试（相当于全省选拔）同考官，他在任时严格把关，浮夸不实的，绝不上荐。许多前来“疏通”之人，皆被拒之门外。得罪别人的同时，自己也饱受排挤。见识过官场的黑暗后，林春溥自认不是很适，于次年母亲去世，丁忧回家后，便不回京任职了。
回乡后，林春溥开始以研究学问及育人为己任，主讲于玉屏书院，前后长达八年。在这期间，兄长和原配夫人皆病故，以致林春溥心情沮丧，身体开始虚弱多病。经人推荐后，他开始研读《天仙正理》、《性命圭旨》两部气功的书籍，从此锻炼气功，身体才得以逐渐好转。林春溥便过起读书育人，养花种草的生活，经常与乡亲们集聚一处，阐经论学。这期间，他写下《孔子年表》、《论世约编》、《宜略识字》三本书。
复为官 钻研史学
也许是由于父亲的“入朝为官，光宗耀祖”的情结使然，林春溥于嘉庆二十二年再次进京，并于翌年大考获第二名，再次分校北闱，兼修史馆教习庶吉士，先后担任过国史馆纂修、满文教习、会试同考官等职位。再次为官，林春溥以居家教学课徒为主，教学、取士、讲课之余利用职位之便利，博览群书，随时编纂学习心得。此次入朝为官，对林春溥的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拓展了见闻。渐渐地，他将其治学的重心放在了史学研究上，并于这期间写下《开辟传疑》、《古史纪年》、《战国纪年》、《孔子世家》、《竹书纪年补证》五篇史学著作。
1821年，道光帝即位，开始重用汉族官员，经人推荐，道光帝在乾宫召见了林春溥，“认为可用”。随即升任林春溥为文渊阁校理。有趣的是，林春溥却无意为官，对皇帝是否赏识并不是很在意。道光二年，他接到家书，父亲病重，于是再次请辞回乡，从此再不复出。
返乡后 教书育人
回乡后，林春溥以父亲的教学地点道山天皇岭朱文公祠作为自己安砚授徒之地，吸引了许多人慕名而来。他悉心授徒，并潜心学问，将自己这几年来所学所记，一一整理，写下《古书拾遗》、《春秋比事》、《古史考年异同表》、《闲居杂录》、《识字续编》等书。
有意思的是，史料中记载，道光六年，林春溥回福州不久后，大府推荐他主讲晋江梅石书院，又聘请他主讲南浦书院（浦城县），林春溥均以父亲年老，不能远离为由推辞，在大家一再请求之下，仅承诺寄课卷前来批改，这种教学形式，就像是如今的函授。道光十年，其父病故,林春溥才应邀赴浦城南浦书院就教，并应他学生铭禹之请，兼主江西鹅湖书院讲席。
道光十四年林春溥接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他继承著名经学家、教育学家、前任山长陈寿祺的“经世致用”的教育方针，以道德、文章为务。教学上主张先器识（即思想素质），后文艺（文化、技能）；学习进步应表现在实践上。林春溥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批改作业尤其认真，几乎每天都要批改到深夜，学生的课卷每一篇都作了精辟修改并留下评语。前来求学之人，多如牛毛，学校的宿舍一直都容纳不下。他在鳌峰书院坚持教学长达十九年，直至身体再次不支，才敢请辞，这时，林春溥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
谢世后 终得肯定
也许是林春溥在鳌峰书院执教十九年，育人无数，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其实，林春溥对我国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其史学研究上。
林春溥在乡教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研究历史。他长期研究中国古史，虽默默无闻，但留下著作。他研究、撰写并刊印了《开辟传疑》、《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竹书纪年补证》、《武王克殷日纪》等书。
林春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点是先秦史。他的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从黄帝至战国时期历史编年的整合考证。他试图以此弥补司马光《资治通鉴》所未叙述的从黄帝至战国前期的编年史之欠缺。他在其《开卷偶得·史部》中说：“司马迁在秦火焚毁之后网罗散籍”，创建纪传体《史记》，是由于“自黄帝以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年月不备，难以编次”。而汉朝已有年月时间定位。但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仍沿用纪传体，将一件史事分散在好几个篇章叙述，不易检阅。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年仅以前403年战国中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不上推到黄帝时期。时间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它与空间构成历史经纬、坐标。时间有惟一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他重视先秦纪年史。
他还引用《史记》作缘起，著述《开辟传疑》。梳理了从“开天辟地”到黄帝的传说历史，将《开辟传疑》同《史记》所述的历史相衔接。林春溥长年累月地写下心得，编纂著作，并将其重要的著作收录于《竹柏山房丛书》，到他逝世时，其书已有85万字。
后记
20世纪20年代，近代日本东洋史大师内藤在其《中国史学史·古史研究》中，特别赞扬林春溥，认为他“在古史研究方面有着对古史传说的理解。比启蒙时代崔述，林春溥有着很大的进步。这位史学家在一般清代史学著作中没有什么位置。需要重新认识。”(本报记者 曾致远)
20世纪20年代，近代日本东洋史大师内藤在其《中国史学史·古史研究》中，特别赞扬林春溥，认为他“在古史研究方面有着对古史传说的理解。比启蒙时代崔述，林春溥有着很大的进步。这位史学家在一般清代史学著作中没有什么位置。需要重新认识。”(本报记者 曾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