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

 

年轻时代的郑效洵夫妇

 

郑效洵（右）到上海拜访巴金。

 

 

 

汇文中学：
贫困潦倒难阻自学成才
      郑效洵出生时，正值清朝末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以务农和做木工为生的父亲为了让他读书，与他背井离乡，一路北上，先后在福州、上海等地打工，最终在北平落脚。父亲找到在同籍大户人家帮佣的工作，郑效洵也得以获得陪读的机会。郑效洵从小就勤奋好学，自学完小学的课程后，进入当时北平有名的教会学堂——汇文中学读书。由于是洋人办的学校，汇文中学里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这使郑效洵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在汇文中学就读期间，郑效洵酷爱读书，成绩优秀，外文扎实。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懂事的郑效洵在校期间就开始翻译一些短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向报刊投稿，以此来贴补家用。由于家境清贫，尽管郑效洵成绩优异，却上不起大学。但生活的窘迫并没熄灭郑效洵一颗火热的求学之心。郑效洵毕业后经常跑到北京大学里旁听，无论文学、哲学、心理学、外语等各项课程，郑效洵都挤进教室里去学习。
      当时国内环境动荡不安，让郑效洵充满对祖国民主、富强的强烈期望。郑效洵在校时积极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毕业后，还和狂飙社的高长虹等左翼作家一起，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致力于编辑刊物，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作品。

 

吉林第五中学：
埋头教学却被捕入狱
      1929年，22岁的郑效洵与爱人蔡淑英一起赴吉林省第五中学任教，郑效洵教授学生国文、英文、历史等课程。社会的混乱影响到了当时的教育界，许多老师无心教学，沉迷于吹拍利用、排挤打击的勾心斗角中。而郑效洵却不求名、不为利，毫不为外界纷扰所动，一心扑在对学生的教学上，上课认真讲授，课后埋头备课。在讲授课程以外，还常常与学生们谈起蒋介石叛乱革命后国内的形势，并介绍当时国内出版的一些先进书刊给学生们看。就这样，年轻负责的郑效洵很快就与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同时也得到校方领导的信任。
      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10月，由于这位年轻教师的“不解人意”，被国民党改组分子诬告为共产党，被捕入狱。郑效洵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潮的行为被定性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及不利国民革命之主张”。
      在狱中，郑效洵彻底明白申诉无效，于是就考虑如何利用时间，在狱中坚持读书学习。他嘱咐妻子给他送书来读，特别是高尔基、屠格涅夫等苏俄作家书籍，并坚持翻译外国作品。他利用空余时间将托尔斯泰的《科露德·索娜塔》英译本译为中文，寄往北平的“华北日报”副刊连载。
      两年后，郑效洵被吉林五中校长等人保释出狱。出狱后的郑效洵为生活所迫，辗转各地。但这期间郑效洵一直没有放弃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先后结集出版的有《谜样的性情》（契柯夫小说集）、《够了及其他》（屠格涅夫小说集）、《绿的猫儿》（高尔基小说集）、《一个家庭的故事》（狄更司著）等。还有不少译文发表在《小说月报》、《国门周报》、《北平晨报》和《华北日报》等。
      就这样，郑效洵在文学事业这条路上越走越宽。

 

读书生活出版社：
出版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
      1938年3月，这对郑效洵的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郑效洵夫妇被聘入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分店，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出版社内大部分人已先撤往其他城市，只留郑易里等人。社里正计划编印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这是由郭大力、王亚南从德文直接翻译的约200万字的专著。郑效洵对参与《资本论》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包揽下整套书的编校工作。
      《资本论》在当时意义重大，所有人都是严肃而认真地对待，全部译文都要做到字斟句酌。有些段落，还要查考别的外文译本核校，有的注释，也还要从不同版本的原著中互相考证力求完美。这本书的编辑、校对和出版无不浸透着郑效洵辛勤的汗水，该书在1939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读书生活出版社也因此在全国出了名。

 

民声书店：
编印出版第一部《鲁迅书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读书生活出版社不得不暂时收摊。郑效洵带着一家人辗转东奔西走，躲避日本侵略者。他又再次进入教师队伍，靠着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直至1946年，胶东解放区派人到上海创办民声书店。当时是以书店的名义采购上海生产的文具和出版物为掩护，实质上承担着党的交通站的任务，同时也希望出版些新书。郑效洵受聘成为这家书店的唯一编辑。郑效洵非常兴奋，全心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去，并立即约了十几位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同志，一起编印《文艺连丛》、《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
      当时郑效洵提议在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时出版当年《鲁迅全集》中未收入的《鲁迅书简》。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曾登报征求这些信件的原稿，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收集到八百多封、二十多万字。郑效洵认为《鲁迅书简》是一部大书，再不出版，就有可能遭受战乱的遗失。由于郑效洵的争取，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民声书店仍批准了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交并由郑效洵负责担任执行主编。
      由于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很严峻，民声书店有人被捕，一旦叛变便要暴露民声书店是共产党交通站的背景，考虑到要保存骨干，党组织上决定将大部分人员撤走，而郑效洵为了这本《鲁迅书简》坚持留了下来，丝毫不顾这本书随时都可能带给他杀身之祸。郑效洵留下后立即加快组织编排和校对等工作，先是集中全力，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日夜赶排了八百多封信，而后逐封先用复写稿按许广平确定的编辑序列，发排印出清样，最后由郑效洵从许广平那每次取出几份原信，做最后的校对。《鲁迅书简》于1946年10月面世，许广平在编后记中感慨到：“末了我还得向郑效洵先生致谢，因为书简的得与读者相见，全部校正付排，经过他两个多月的日夜不息的辛勤工作而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
      1948年，包含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内的三联书店正式在香港合并组建。次年5月，上海解放。郑效洵欣然辞去全部的教职，接受三联书店上海编审部副主任的工作。他配合董秋斯召开全国翻译会议，随后创办了《翻译月刊》。1950年调到北京，全力整理解放前已出版或已约稿的书籍，有选择地进行加工、重印。1951年，冯雪峰、蒋天佐和已到三联书店的许觉民和郑效洵等人奉命创办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效洵任总编室主任、兼任第四（欧美文学）编辑室主任等职。
      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百废待兴，郑效洵夫妇揣着满怀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郑效洵每天起早贪黑，吃饭等时间也利用起来看书和编稿，加班和熬夜更是家常便饭。出版社成立后，郑效洵就着重把关书刊质量，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即编辑初审、室主任复审、总编、副总编终审）、原稿整理加工制、译稿试译校读制、编辑先当校对制等等，有关外国文学的书稿终审，郑效洵几乎全部都亲自逐段逐页审读。与此同时，着手培养新人，对刚分配过来准备担任编辑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就文字方面技术上规范化进行详细的指导，就如何审稿、改稿、遣词造句，甚至连标点符号如何更恰当地使用，均有猎涉。除此之外，他还将主要精力放在外国文学的选题制订和组织翻译家队伍之上。
      郑效洵的一丝不苟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出版社里的人笑称在该科工作过的同志为“科班出身”。他的老战友许觉民在《编辑家郑效洵》一文中写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时，社长冯雪峰注重出版物的质量，邀请了郑效洵同志来当副总编辑，他的职责就是把关，不论从内容到文字，巨细无遗。对翻译作品，则组织人力校订和核对原文。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为止，二十余年如一日，经他手的稿件不下数千种。自然，专业编辑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最后的汇总发稿，却必须经他审定。现在大家看到的《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组织此书的出版曾经他的精心策划……编辑看稿，有人说是因人而异，那也是有的。名家的稿，似乎总是靠得住一些，一般是翻读或者抽读而已。但郑效洵的工作态度并非这样，他认为名家有时也会失误，不论是错别字还是标点，难免有不到之处，有时候遗词造句，也颇值得斟酌的。为此他象对待普通稿件一样，逐一地细细看去。然而编辑到底也不是万宝全书，稿中出现的疑难杂症，未必自己都能迎刃而解，有的要请教别人，有的要查书，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他如今年逾古稀，跑书店和读书的习惯依旧，目前还担任北京图书馆的顾问。这样一位将一生放在编辑工作上并作出了异样成绩的人，不应该称作是位编辑大家吗？”

 

国家图书馆：
与书共伴此生
      文化大革命同样波及到了这位编辑大家，郑效洵被认定为“推行名洋古、封资修的文艺黑线”，成了“走资派”而被打倒、挂牌、批斗、游街等。当时的工宣队向他宣布的“纪律”是：“1、每天学习毛著一小时。2、每天利用二小时写交代，外调材料。3、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反革命串联。4、家中不许来客人。5、休假后交节日汇报。6、来信不能拆，交办公室看后再退你，回信送办公室看后才能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郑效洵夫妇互相鼓励，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终于从“走资派”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好人”，最后送去劳动改造。
      待郑效洵得到平反后，已经年至67。但已过“耳顺”的他依然奋斗在祖国的文化事业上。先后担任国家图书馆参考部研究员、图书资料采选委员会主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等职。1983年由文化部核定为参考咨询专业研究员。1987年国家图书馆向郑效洵颁发了研究馆员的任命书。1992年，退休的郑效洵因在发展祖国文化艺术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名女记者周玉铃在1995年采访郑效洵时写到：“郑老一生读书、译书、编书、出书、选书、购书，在与书相关的各个领域中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文章中点明了郑效洵一生与书结缘，不为名，不求利，在祖国文化教育事业上默默奋斗，如果要以一句概括的话，那就是“与书伴此生”。
      1999年11月30日，92岁的郑效洵安详逝世。他的离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2010年5月17日，郑效洵的后人遵照遗嘱，向福建省图书馆捐赠了这几十年来两万多册的藏书，这是福建省图书馆建馆以来，接受个人捐赠图书数量最大的一次。但别以为他留下的只是书，他的这段“与书伴此生”的经历，也留给我们太多，太多……

(本报记者  曾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