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是人类活动的遗迹。贝丘遗址是中国先秦时期先民以贝类为主要食物定居并形成的重要的人类生活居址，其文化层中含有大量人们食余弃置的海生和淡水两大类贝壳。贝丘遗址在我国沿海、内陆滨湖和临河地带多有分布，庄边山贝丘遗址则是我国沿海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之一。该遗址位于316国道20公里处外侧、竹岐乡榕岸与春风村交界处的一座小山岗上。站在国道上一眼望去，山顶上两座电信基站发射塔成了该遗址最显目的“标志”。庄边山山势较低，海拔不到30米，整座山呈卧牛状，东西长约190米，南北最宽处约100米，两头建有民房，贝壳堆积层集中在西头，整个遗址面积约有两万平方米。
      庄边山镶嵌在榕岸与春风两个村落之间，东北面周围为洪水冲积而成的园地，距闽江河岸约500多米。早先庄边山地形并非现在这个摸样。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庄边山四周仍被河浦包围着。南边曰大浦，北面以卷龙宫水闸为界，上为山后浦，下曰高何浦。山后浦水出水闸流向高何浦，然后与南面的大浦汇合，庄边山孤立地夹在河浦之中。如果把时间上溯到北宋之前，那时榕岸与春风两个村落还没形成，沿江“一望皆山，绝无人居矣”，庄边山完全只是闽江中的一座小岛而已。据地理学家分析，在全新世后半叶海浸时期，那个时候福州还是一个古海湾，海水西达甘蔗，闽江古河口退至白沙镇附近。庄边山和昙石山一样，都是“福州海湾”中的小岛屿。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对庄边山遗址所遗留的贝类进行分析后认为，庄边山当时所处位置属于咸淡水交叉的河口地带。其观点与地理学家的论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上述均印证了《山海经》中记载的：“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曰闽中山，在海中”和《闽书》“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之说。
      庄边山遗址文化层中含有大量贝壳和一些陶器残片。当时人们“靠江吃江”，以捕捞近海贝类为食物，贝类种数以蚬为主，还有巨牡蛎、牡蛎、魁蛤和小耳螺等。大量的贝类被食用后留下的贝壳堆积形成了现在的遗址。该遗址于1956年文物普查时首次被发现。1960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试发掘，开探沟3条，发掘面积78平方米；1982年至1983年，福建省博物馆进行大面积发掘，共开探方114个，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65座、灰坑72个，以及大量石、骨、陶、贝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同时发现战国末至西汉早期墓葬9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排列有序，大小相近。每座长2米余，宽约1.1米。随葬器物多为硬陶，尚有玉璧、玉环等。器物组合形式有常见的鼎、豆、壶、盒，尚有瓮、匏壶、薰炉、盆等。庄边山墓葬形制与陶器随葬品，属先秦时期楚文化的遗制，具有浓厚的楚文化遗风。原昙石山博物馆馆长欧潭生和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卢美松对庄边山墓葬出土文物研究后写出了长篇论文《楚文化入闽的考古证据——闽侯庄边山九座墓葬的再认识》，论文考证了庄边山古墓是战国楚墓不是汉墓,是直接来自长沙的楚国贵族。从而说明战国晚期除了越王勾践的后裔无诸来福州创建闽越国外，还有一批来自长沙的楚国贵族生活在庄边山一带。
      考古结果表明，庄边山遗址历史久远，与昙石山遗址一样，是先秦闽族的发祥地，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它处于福建古代氏族社会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不仅是海洋文化的摇篮，也是当时农耕文化的代表。庄边山贝丘遗址与著名的昙石山遗址隔江相望，文化内涵类似，具有相同的文物价值，是昙石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两个遗址虽然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却有不同的命运。庄边山遗址虽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却少有人问津，一直是“养在深闺无人知”。若不是山边有块文物保护石碑的提示，想必没有人会将它与文物遗址联系在一起的。
      贝丘遗址最大的表现特征是土层里嵌着大量的贝壳。由于很多村民不知道遗址的价值，把土层里的贝壳当成废弃的垃圾来看待，没将它与其它文物等同重视起来。遗址上种满各种果树和六月麻竹子，两座电信发射塔不知啥时矗立在山头上，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多年来，违法搭建和随意乱采挖的现象时有发生，遗址上人为擅自挖掘的痕迹随处可见。曾记得在一次填方工程中，至少有数百立方米贝壳堆积层被挖走,也不见得有人出来制止过。长期以来，遗址默默的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曾有驴友慕名前来参观后发出由衷的感叹：庄边山贝丘遗址“很受伤”！笔者也觉得，如果再继续这样人为的破坏下去，总有一天遗址会消失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值得欣慰的是，经了解得悉，庄边山贝丘遗址的保护工作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遗址的整体保护工作已进入规划设计阶段。根据规划，遗址的保护将与开发利用紧密结合。但愿庄边山遗址今后不再“受伤”，更希望在得到有效的保护的同时，象昙石山遗址一样加以合理开发和利用，将先民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造福于民。(陈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