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示禁碑。 黄凌 摄

 

     听说山洋村有一清朝石碑，“文革”期间险些被造反派所毁，幸好在乡间有识之士的极力保护下，得以保存。笔者怀着好奇心，一直想去看个究竟。2009年6月8日，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愿望得以实现。这座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石碑，高1．5米，宽0．8米，碑额上镌刻“永远示禁”四个大字。通观碑文，字迹清晰，内容详细，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晚清时期的“禁丐碑”。碑文载明，140多年前的今天，有不少乞丐经常结伙进入山洋村，其中有麻风患者。他们恃众强行乞讨敲诈勒索，或偷鸡摸狗或借机掠取财物，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乡民不堪骚扰呈报县衙要求出示禁令，以杜绝祸患。为此，县府立碑告示，只允许求乞者善求，接受乡民自愿布施，不得成群结党，恃众吵扰，强计索诈，乘机窃盗等，如有违令者，乡民可协同村保等将其押送至县府从重处理。
      山洋村地势较高，海拔约有600多米，几个自然村分布在方圆数里的小山坳里，山路崎岖，条件艰苦。清朝时期，乡民习耕种，地产火柴、木炭，生计全靠人扛肩挑。与沿江几个村落比起来，生活并不富裕。让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同治年间何来这么多的乞丐？是什么原因使乞讨这种社会现象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矛盾？而引发这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根据清朝时期的人口变化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山洋村出现强丐这种社会矛盾跟晚清时期整个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史料表明，人口急剧膨胀与食物严重匮乏是引发矛盾的主因。清朝顺治18年（1661年），全国人口仅为8000万左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增至3亿。咸丰元年（1850年）全国人口暴涨到4.3亿。福建人口增长更是超过了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乾嘉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福建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条件。福建人口自雍正二年（1724年）到道光九年（1829年），105年中增长了11.13倍”（《福建人口志》）。人口急剧膨胀，而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多少，加上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是停留在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亩产粮食才一百多公斤，即使是在丰收的年份，都养活不了这么庞大的人口，更不用说是荒年、欠年，更何况有的地方是颗粒无收。再且广大贫苦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部分掌控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根本没有土地可供自己耕种以获得粮食养家糊口。因而在清同治年间导致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沦为了流民，最终不得已走向了乞讨，成了一个特殊的“要饭的”弱势群体。
      乞丐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农民为获取生存而迫于无奈的理性选择。乞丐群体中除了饥民，还有部分是残障人员，或孤苦弃儿或鳏寡无依者；同时还掺杂一些无赖流痞和好吃懒做者，更有些流氓痞棍、逃犯流贼也混杂其间，强丐恶讨现象因后者的参与操纵而产生。这些流氓痞棍将本地的乞丐纠集起来，规定一些帮规，然后由几个强悍的乞丐领头结伙进行各种强乞活动。不过乞丐毕竟也是弱势群体，就是强丐一般也不敢进入平原区大村落撒野，他们专门骚扰山区弱小对象。于是，象山洋这样人口散居的小村落成了强丐频频光顾的目标。久而久之，古来有之的乞讨现象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以弱凌弱”的社会矛盾。“强丐入市讨钱，各须大钱，若给小钱，或者给之稍缓，这些强丐就厉声怒骂。如果店铺与他们发生争吵，这些强丐就用剃刀将额头划破，流血满面，索诈数百文始去，谓之开堂”(《申报》，同治壬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如此强乞行为简直与流氓如出一辙。晚清时期，这种社会矛盾尤为突出。甚至连京城也不例外。同治六年（1867年）6月20日，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交谈时说:“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由此可以看出，同治年间，京都同样是乞丐成群,社会不安定，更何况是其它地方。
      在当时，象山洋村这样偏僻的地方，多单门独户，人丁分散，势单力薄。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屡禁不止的流丐恶讨现象抗衡。于是，很多地方村民就推举代表陈书吁请县衙立碑“出示严禁”。因而，晚清时期在我省穷乡僻壤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山洋村的“禁丐碑”。如闽东琴田村《奉县告照》、樟坑村《给示严禁》、半月里村《遵示永禁》、岭头村《禁议示给》、猴墩村《官禁乞丐告示》、清流县林畲乡舒曹村背坑自然村《奉宪禁丐碑》、南靖县船场镇西坑村《禁丐碑》……。现在看来，当时“禁丐碑”禁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社会不良现象，官府并没有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内在原因。人口盲目增长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提升，物质财富满足不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流民、饥民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因而“禁丐碑”不可能使村民一劳永逸地免受流丐的侵扰。示禁条文在一定时间内起到震慑作用后，有的地方不久后则死灰复燃，重蹈覆辙，“示久法弛，弊仍复生，尤前更胜”。
      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了，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禁丐碑”的条文对今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晚清时期因人口骤增物质匮乏所引发的强丐恶讨这种社会矛盾，对今天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科学发展观始终强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强力协调。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这应是我们以后需要为之继续努力和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示禁碑”带给今人一种非常有益的启示。(陈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