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侯、福清、永泰三县交界处有座千米高山,名曰南阳顶。解放前,这里曾为地下福建省委机关和闽中游击队红色据点;解放后, 这里则办起了远近闻名的老区农场。1962年9月，林俊宪、林瑞金等十名知青凭借一腔热血,怀着革命理想以及对老区的向往和崇敬，毅然决然地来到南阳顶,掀开了我县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序幕。                  
      他们上山之时，《福建日报》率先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他们的行为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许多青年积极响应。至七十年代末,落户农场的知青约有百人。十几年间，《福建画报》、《人民画报》相继刊登了他们的多张照片，体现他们在农场的劳动、生活和学习, 热情讴歌了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事迹。福建歌舞团的演员甚至上山体验生活,将之编写成歌舞节目搬上舞台。1964年闽侯县闽剧团将其改编成同名现代闽剧《虎山行》,并参加全省第二届戏曲汇演,风靡一时,被专家誉为福建的《朝阳沟》。1965年《中学生》杂志又将他们的事迹作了典型报道。知青代表林俊宪、林瑞金等同志先后出席了全省“群英会”、“人代会”和“妇代会”,并涌现出了一批省、专区、县五好青年。
      说起昔日南阳顶可谓满山荆棘。知青们在农场老书记陈依朋的带领下,与农场职工一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开荒创业。特别是遇到石头多、葛藤多、管茅多、灌木头多的山地时，同志们更以豪迈的“五硬”应对之:思想过硬,技术过硬,体力过硬,数量过硬,质量过硬。在农场创业过程中,有的知青脚被蛇咬了,包扎后还坚持劳动；有的同志从岩上摔下,不顾伤痛流血依然不回头。几年间，南阳顶农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知青做出了突出贡献。至70年止,造林达10000亩,竹5000亩,棕1000亩,果树1000亩,水稻田150亩,地瓜400亩,茶园700亩, 耕牛270头,生猪100头。农场刚创办的1958年,粮食亩产只有230斤。为了提高粮食增产丰收,大家紧紧依靠科学,积极改造土壤,引进良种上山栽种,并变单季稻为双季稻,精心管理,科学栽培。1963年粮食亩产迅速增至830斤。于是,大家高兴地编了顺口溜: 往年南阳田“出名瘦田南阳山,一把拿六十三;一片梯田七、八亩,大人一个不够担。“今日南阳田”学习愚公能移山,科学实验搬田间;加工加土良种化,每亩产量八百三。”
      南阳顶,不但是革命的大熔炉,也是革命的大学校。经过磨练，他们很快学会了犁田、耙田、嫁接、剪枝、制茶等技术，并牢牢树立起爱场如家的好品德。当时,有位知青曾在自己的决心书上写下这样的誓言:“党是我的妈,场是我的家;党要我在山区,我愿一辈伴随它。”劳动中，更是涌现了不少感人的事迹。1963年一个冬天的晚上,突然下起了雨,十几个知青冒着大雨跑了好几里的漆黑山路,到山场抢收地爪米,有的人还把自己的雨伞或雨衣盖在地爪米上,宁可自已淋透身体,也不让集体的东西受半点损失。1964年初春,由于山上连续五、六天积雪,耕牛面临断草的危机。陈维来等7名知青为了不饿着耕牛，便冒着危险，偷偷跑到深山,用棒子把“管茅草”上的积雪打散后钻到里面割草,而后踏着积雪，跌跌撞撞地挑回草料，解决了燃眉之急。
      山上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和农场职工在一起劳动、生活,亲如兄弟姐妹。知青教老职工唱歌学文化, 老职工教知青学生产技术。同志之间谁家有困难大伙齐来帮;有人生病住院众人替他(她)把活扛。“创业艰难百战多”,但大家都充满了乐观向上精神。经过全体知青和职工的共同努力,农场修起了一个蓝球场,造了一个乒乓球台,同时还购置了一套乐器和千余本书籍,订阅八种报刊杂志。在节日和休息时,知青、职工常在一起娱乐。歌声、琴声、欢笑声融在一块,响彻山谷。曾有位知青自编了一首诗歌，在联欢会上朗诵:“南阳山,好地方,眼看东山绿田、牛羊、山岗;眼看西山白云、果林、碧山。我怎么啥得离开这地方!”
      随着南阳顶农场名声远播,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激起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的仰慕和向往。农场先后还收到河南、浙江及本省福清、南安、福州等地知青的来信,要求加入到农场的建设中。而如今的南阳顶，早已是一片寂静。往昔的火热，已然成为人们的红色记忆，永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