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就是意识。人的意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闽侯精神，就是闽侯人的意识，是闽侯人民在漫漫的历史征程中、在建造自己家园中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反过来它又推动着闽侯历史的前进。要概括、阐述这一精神，就只能在闽侯历史跳动的脉搏中去寻找、去感受它的存在和力量。
      翻开闽侯历史，第一页赫然是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是五千年前昙石山人在筚路蓝缕艰辛缔造闽侯远古历史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智慧结晶。在新石器晚期，昙石山人创造了与同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的海洋特色文化。比如，在昙石山人制造的陶器中被称作“中华第一灯”的陶灯，它的构造中既融入他人成果又具有自己特色。这塔式陶灯，既有一般灯的油壶、灯盘，又加长提柄做成塔式，既不易翻倒，又便于提携；把灯孔对面设为灯壁，既便于照明，又能挡住海风。如此精妙构思，你能不叹为观止？又如“提线陶簋”，沿口设计小孔可穿绳携带，此结构数千年后犹在使用，能不赞为一绝？还有那壁薄仅有0.1厘米的薄陶器、那具有强烈仿铜风格由几种不同器型组合而成的陶鼓、那历史上最早的上釉技术……试想，昙石山人如果不懂得向他人学习、不懂得根据自身需要而大胆创新，能有这样的成就吗？透过这些智慧的结晶探究其中所贯穿的精神，使我们理解了闽侯历史之源、福建文明之本。我们祖先在长期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把领悟到的学习与创造相结合的精神保留并继承了下来，这一精神的精髓之处便是——博采众长、敢为人先。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原汉族几度“衣冠南渡”，带来中原先讲的技术与文化，大大促进了福建农业、工业的发展。闽侯农业也由“刀耕火种”进步到精耕细作，掌握了间作技术，创造了“两熟制”、“三熟制”耕作制度，水田亩产超过了北方。还大胆引进了占城国（今越南）的“占城稻”良种，引种吕宋（今菲律宾）的甘薯，培育的荔枝“卓然天下第一”，橄榄、柑橘都曾是朝廷贡品。到宋代，陶瓷业发展到顶峰状态，闽侯南屿、鸿尾古窑场生产的黑釉兔毫纹瓷器成为宫廷御品，还远销海外。明朝时建造的“福船”，是举世闻名的海船，既可作航船，又是海战的战船，郑和用之航海，戚继光用之平楼。造桥技术也是闽中首屈一指，明代建造的龙津廊桥，历四百年风雨犹跨涧越谷巍然屹立。由侯官人沈绍安首创的脱胎漆器，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并誉为中国工艺品的“三宝”。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是有了这种闽侯精神，才创造了一幕幕精彩的历史，才使我们家园如明珠般璀璨夺目！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还在紫禁城内做着“天朝”残梦时，左海伟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而制夷”的策略思想，这一思想导致马尾船政的开办：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秉承他的思想，出任船政大臣，办起了马尾船政学堂。学堂教育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聘请洋人为师，学生学英、法语言，学数理化知识，派出首批英法留学生。在17年间，学堂共培养了628名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方面的管理、驾驶及工程技术人员，为发展中国造船业和创建海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说，马尾船政创办是闽侯精神在近代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创立。
      再从人文方面来看，唐代雪峰寺开山祖师义存弘扬佛法，门下高僧辈出，创立了云门、法眼二宗，成为晚唐五大禅宗之一；唐代开科取士，终唐之世，福建登第者（进士）共56人，而闽县、侯官县占了29人；宋代，以闽侯人陈襄为代表的“海滨四先生”，在福州首倡儒学，开闽学之先河，成理学之前驱；明代诗人、藏书家、方志学家的徐火勃，诗词独树一帜，世称“兴公诗派”，与同是侯官人的曹学亻全并主闽中诗坛；清初著名的侯官学者陈梦雷，奉康熙之命编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汇编》，历五年而成，计三千六百余卷、一亿六千多万字，被称为“康熙百科全书”；晚清而至近现代，闽侯县所出的专家学者、宗师泰斗、名臣显宦更是比比皆是。在这些闽侯人身上所凸现的闽侯精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新中国成立后，闽侯精神更在各行业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改革开放以来，闽侯人民站在时代的前沿，投资创业博采众长，改革开放敢为人先。青口的汽车城、上街的大学城、荆溪的农业科技园区以及各工业园区、投资区不正是闽侯精神最有力、最鲜活的印证吗？
      作为一名闽侯后学之辈，我俯读首邑历史、仰视百代贤哲，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光耀千载的闽侯精神，它使我们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它造就了昨日的辉煌，也必将开启灿烂的明朝。
      今天正值提倡学习型政府，提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海西先行先试之际，我想，如果能提出既符合历史，又富有启迪、号召作用的闽侯精神，必定会在闽侯县打造城市组团、建设“两个先行区”中大放异彩！（刘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