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物资紧缺，连肚子都填不饱，就不用说其他享受了。而且，买什么都得凭票，有时，即使有票也未必能买到东西。”回首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今年79岁的郑文接老人不胜唏嘘，“那时候没有商店，只有供销社代销点，一个片区只有一个点，买一样用品，都得走老长一段路。”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加上从1960年到1962年我县连续三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全县粮食紧张，经济步入最困难时期。

吃不饱，野菜、草根来充饥
      1958年10月，全县粮食分配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兴办农村集体食堂。1959年，所有农业人口，包括农村缺粮人口，全部进入食堂用膳，实行“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 1960年，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更加紧张，年人均口粮只有144.5公斤原粮，于是，采取“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大队统管、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并推广“双蒸炖”增量法(即米饭蒸熟摊凉后，加少许开水二次蒸炖，以增加出饭量)。
      “食堂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供给不同的饭量。成年全劳力每餐四两，非全劳力和小孩每餐二两。”曾当过廷坪石洋乡食堂总务的郑文接感触颇深，“当时人们的饭量特大，这么点饭，怎能吃得饱啊！”于是，社员纷纷上山采集米槠、菱角基、葛藤根、野芋等野生植物，收集甘蔗渣、地瓜叶、地瓜藤、稻草、谷皮等加工成淀粉作为代食品。可不久后，这些东西都被吃光了。“大人只好将饭让给小孩吃，自己仅仅喝点汤。”郑文接的爱人陈大妈在一旁说，“没吃饭，怎么会劳动啊？许多人就因为这样而累死、饿死了。”郑文接说，他的哥哥就是在当时饿死的。
      1961年和1962年，粮食生产又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灾害，仅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就比上年减产170万公斤，群众年人均口粮只有124公斤原粮，群众生活极度困难。
      有的人实在饿得慌，就偷偷吃点集体的稻米、甘薯等，迎来的却是无情的“批斗”。“大湖大坪乡有个人就因为偷吃了点粮食，被批斗致死。”郑文接老人直摇头。陈大妈也说，她家的六婶就因为饿得慌，暗中吃米糠，又怕让人看到，结果被噎死了。
      山区的物资匮乏，平原区的食物同样极为紧张。现年64岁的上街马保人谢信钿告诉记者，由于吃不饱，凡是可以咽得下的东西都吃，到后来，连香蕉头都没有了。为了消除饥饿感，只好大量喝汤，结果许多人都水肿了。“后来，吃了米糠饼，水肿才渐渐退去。”谢信钿说，因为心疼孩子，他的母亲暗中留下些稻谷在家，又怕别人发觉，只好在半夜偷偷将稻谷碾成糙米，熬粥给孩子们喝。尽管这样，生产队干部还是有所察觉，母亲只好忍痛把剩余的稻谷倒入灶膛烧毁。“要是被人发现，是要受到残酷批斗的。”谢信钿不无恐惧地说。
 市场商品凭票限量供应  

      三年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应也极为紧张。“物资匮乏，市场商品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即使想要做一套衣服，也买不到布。当时，布是凭票供应的，每人每年10尺，有的地方是14尺。”郑文接说。
      据档案资料记载，1958年7月前后，我县对公共用布实行凭票供应。到1960年，针棉织床(褥)单成品、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棉毯、民用线等均纳入凭证供应范围。同时，对猪肉、食糖、水产品、卷烟、酒、肥皂、煤油、火柴、毛线、电池、各种鞋子等商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除棉布、棉花、食糖按省统一规定凭票凭证供应外，其他商品视货源情况实行定量供应、限量供应或批条供应。到1962年年底，凭证供应的商品达到30多种。
       “票证太多了，什么票买什么，有的人都搞不清楚了。”谢信钿说，“很多时候，手上有票证，却买不到东西。因为买不到肥皂，人们就用草灰泡的水洗衣服；夜晚，都舍不得点灯。”

过年也难得穿上新衣服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当时穿衣很流行的一句话。”郑文接说，当时布料单一而且缺乏，市面上常见的布，仅有龙头蓝、龙头白、龙头青、劳动布等几种，而咔叽、灯芯绒则是极为高档的布料了。“要是家里小孩子多，就没有那么多新衣服，只有‘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了。”谢信钿说，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拆了当补丁。
      艰苦自有艰苦的办法。“要是能够穿上一套龙头蓝配龙头青的衣裤，就相当体面的了。”郑文接的爱人陈大妈说，衣服破了，就打补丁，一层叠着一层，补到最后，衣服又厚又重，但还得穿着；有的衣服上半截无法再补了，就剪掉，再缝一截接上去，“这叫做‘换肩’。”陈大妈苦涩地笑着说，“白天干活，晚上打补丁。有的衣服打满补丁后，连原来的底布是什么料，都难以辨认了。”

青涩的儿时游戏
      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连小孩的游戏也满含着青涩意味。在三年困难时期，正值谢信钿年少爱玩之时，但可供他玩的游戏却极为有限。他说，当时，花花绿绿的糖纸和香烟的包装纸，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孩子们往往各显神通，四处收集这些小纸片，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有时，几个小伙伴就聚在一起“赌”这些收藏品：分别从自己的收藏品中抽取一张糖纸（或香烟包装纸），按纸的精美程度或包装物价格的高低确定玩的秩序。将糖纸（或香烟包装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可以用手来扇翻，如果均无法使折纸翻身，就只能看别人玩了。孩子们往往相互炫耀自己的收藏品，如果能收集到一张自己心仪的糖纸（或香烟包装纸），那股高兴劲儿，甚至超过了吃糖。
      “玩糖纸算是比较奢侈的了。大部分孩子只能用废旧报纸和书页，折成正方形的纸片，在地上相互拍打取乐。”谢信钿说。
      在采访中，郑文接说，三年的困难时期，给他们这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苦涩的记忆。今天的生活与当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宁做太平年代的狗，不做动荡时期的人。今天和平稳定的生活来之不易啊！”郑文接意味深长地说。(记者   张存金)

 

 

      6月27日，雪峰区张际乡炼出全县第一炉铁水。7月10日，闽侯一中炼出全县第一炉钢水。9月份起全县大搞炼钢铁，共建成135个土高炉、5861座喇叭炉、3360座小炉、2817座地风炉。至12月17日，全县产生铁2763.7吨，海绵铁、烧结铁1.5万多吨。据称：尚干西坑铁厂土高炉日产41吨，白沙炼铁厂大喇叭炉日产44吨，均突破全国纪录。
　　7月15日，城门连坂社向县委报称：已收割的2.06亩早稻每亩收干谷2903.43公斤，次日县委写信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此后，浮夸风愈烈，11月18日，上街公社侯官大队放出全县最大的“高产卫星”，称亩产晚稻16099.75公斤，并向省委报喜。
　　7月17日晨，全县普降暴雨，石牌、雪峰、白沙的降雨量均达120毫米，其他乡也超过90毫米，造成山洪暴发，又逢大潮，江水猛涨，全县共淹稻田6万多亩，甘薯7457亩，冲毁大、小水利设施786处、桥梁93座，房屋倒塌383间，死亡2人。
　　8月，为搞“万斤县”，对中晚稻进行并丘移植，所有10万株以下的间作稻都拔起重插，每亩密植到10万株左右。“卫星田”插1至2千万条。至9月1日，全县86283亩稻田禾苗并入28913亩中，结果造成大面积绝收。

1959年
      5月中旬至7月初，全县久雨不晴，特别是6月下旬近半个月内连续遭受8场暴风雨袭击，降雨量平均273毫米，风力最大近八九级，同时又遭受洪涝侵袭，全县早稻受淹面积达4.05多万亩，占总面积的12%。
　　6月13日，县委发出“严肃对待统计数字，制止浮夸隐瞒现象”的指示，对195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统计数字乱估算和脱离实际、浮夸虚报等现象进行批评。
1960年　　

      6月10日，风、雨、洪三灾并发，风力8至9级，降雨量200毫米，全县普遍受灾，冲走冲毁农作物33861亩，另有45929亩倒伏的早稻受淹达6、7天，几乎绝收；房屋倒塌4387间、损坏5394座；堤段决口34处927米，冲垮桥梁29座、水库1座；死亡9人，伤67人；家禽损失1万多头，鱼损失1160万尾。灾后，政府拨下救灾款150万元，以及钢材、水泥、肥田粉、甘薯苗等大量救灾物资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61年　　

　　6月2日，从5月31日起连降暴雨，江河水位暴涨，至此日，竹岐水文站水位达15.33米，超过警戒线4.8米，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全县有11个公社342个大队、34367户、16万多人受灾，有15.3万亩稻田被淹3至4昼夜，其中绝收的在3万亩以上；冲毁粮仓300座，损失粮食26.8万公斤；冲毁桥梁30座，水库7座，决堤127处4512米；死亡9人，伤382人，失踪3人，无家可归者2.2万余人。由于各地早做准备，防范及时，紧急时刻各级党政领导都在第一线抢险堵口，加上驻军及时支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1962年
　　6月29日，闽北连日暴雨，县内各地雨量都在60～100毫米以上，闽江水位高达15.42米，沿江12个公社304个大队严重受灾。早稻被淹10.4万亩(占17万亩早稻面积的61%)，其中绝收的7万余亩，甘薯、大豆、花生等农作物绝收3500多亩，倒塌房屋157座、仓库225座，冲走粮食48.8万公斤，死亡5人、伤47人。此次洪水到来之前，县委抽调干部202人深入到荆溪、南屿、上街、南通等各险要堤段公社和大队，组织3万多人开展护堤抢险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