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交活动插上幽默的翅膀
内容更新时间：2009-01-12 10:20:34来源：闽侯乡音报
孙绍振简介
孙绍振,1936年生，祖籍福建长乐， 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任助教。由于“反右”时期坚持为“右派”辩护之旧帐，1961年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香港岭南学院客座研究员并为翻译系讲课。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改革开放之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轰动和争议，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史都给于肯定的历史评价。其手稿已经为现代文学馆收藏。孙绍振在学术上有独创的系统性，他把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引向文学创作领域，提出了“真善美三维错位”系统理论，在幽默学方面，提出了“幽默逻辑错位”的理论，在散文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审美、审丑、审智”的散文的理论体系。
孙绍振,1936年生，祖籍福建长乐， 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任助教。由于“反右”时期坚持为“右派”辩护之旧帐，1961年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香港岭南学院客座研究员并为翻译系讲课。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改革开放之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轰动和争议，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史都给于肯定的历史评价。其手稿已经为现代文学馆收藏。孙绍振在学术上有独创的系统性，他把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引向文学创作领域，提出了“真善美三维错位”系统理论，在幽默学方面，提出了“幽默逻辑错位”的理论，在散文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审美、审丑、审智”的散文的理论体系。
幽默和雄辩在社会生活中，是属于人际交流范畴。人需要交流，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关于人，自古以来，有许多定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这个定义挺好玩。两足动物很多啊，所有的鸟类，鸡啊，麻雀啊，猫头鹰啊，天鹅啊，都是，但是，它们都有羽毛。没有羽毛的，就只有人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动物的形态的定义。并不深刻，没有把人的伟大表现出来。马克思把人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劳动者。这个人就比较伟大了。而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定，能够使用象征符号，是人的最大特点。这话说得太文雅，好象有点神秘。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人会讲话。有人说，鸟会讲话。这话可能有道理。但是，我们说人会讲话，其功能是交流，也就是人与人互相听得懂。人家听不懂，就不能交流。交流是很伟大的功能，因为能交流，人才会改造世界。才有科学研究，才有电灯、汽车、原子弹等等。鸟可能有语言，肯定很简单，交流有限，因而，它会唱歌，但不会发明五线谱啊什么的。
人讲话的声音，肯定没有鸟那样好听，但是，鸟的鸣叫，是比较自由的，随意的。而人的语言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随意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约定俗成的。因而是听的懂的。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但，事实上，人与人交流，虽然语词是共同的，但交流却经常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价值传统价值的载体。而这种意义，不仅仅来自传统，而且来自个人经验。对于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看法，不是由于一时的原因，而是长期的实践和文化经验的熏陶。一个人的思想，不但是自己多年的经历造成的，而且是多少世代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构成的。就是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我们口头上常用的“同志”这个词，意思就很多，最初是国民党把党内的仁人志士，叫做同志（在党外叫先生），后来共产党，就把这个词扩大到广大群众之中，表示在政治立志上认同。而在英语中，同志comrade，又有同性恋的意思。在不同语境中，相同的词语，往往蕴藏着不同意义。
于是，又有一种学说进一步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能顺利交流，是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这国际上看得最为明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本来是邻居嘛。但是，近邻却最容易吵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体的因素，无可回避的是，还有人的个体因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的。
人讲话的声音，肯定没有鸟那样好听，但是，鸟的鸣叫，是比较自由的，随意的。而人的语言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随意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约定俗成的。因而是听的懂的。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但，事实上，人与人交流，虽然语词是共同的，但交流却经常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价值传统价值的载体。而这种意义，不仅仅来自传统，而且来自个人经验。对于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看法，不是由于一时的原因，而是长期的实践和文化经验的熏陶。一个人的思想，不但是自己多年的经历造成的，而且是多少世代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构成的。就是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我们口头上常用的“同志”这个词，意思就很多，最初是国民党把党内的仁人志士，叫做同志（在党外叫先生），后来共产党，就把这个词扩大到广大群众之中，表示在政治立志上认同。而在英语中，同志comrade，又有同性恋的意思。在不同语境中，相同的词语，往往蕴藏着不同意义。
于是，又有一种学说进一步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能顺利交流，是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这国际上看得最为明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本来是邻居嘛。但是，近邻却最容易吵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体的因素，无可回避的是，还有人的个体因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的。
演讲是一种交流
我国是个会议大国，每逢开会必有演讲。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数当事人，不会演讲。也就是说，不懂得演讲是一种交流。
美国有一个卡耐基说道：演讲必须准备，但演讲不能完全准备！如果所有的演讲者都事先准备的好好的，只能拉大距离。整个演讲是交流的过程，是观念形成的过程，是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情绪积累的过程，这样才能和你们形成一个互动的、互相创造的氛围。
总的说来，一个人要会讲话，首先就要会交流。我们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是个最大演说家，我有幸听过他两次演说，他一上台来就会把整个气氛协调的非常和谐，互相交流的非常平等，一点架子都没有。我是参加专家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第一次是九八年底，上午是一位领导报告，报告国际形势，拿了一卷稿纸，眼睛也不看我们，就开始念。就在那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听的人很多，有些个代表年纪是比较大的，就有一个不可控的趋势，头就开始歪过去了，而且是一排。但，这个人修养很好，不管你底下头怎么歪，他照念不误。下午就轮到朱镕基作报告了，早就知道他比较会演说，因为他在清华当过学生会主席，演讲比赛得过第一名，但也没想到他那么会讲。他一上台就说：“我来给你们作家作报告，我就心里打鼓，我是管经济的，满脑子都是抽象的数字，你们都是形象思维，我不知道我这个报告应该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底下的人就喊一声：“长一点好”。他说：“长一点可能犯错误呢”。底下说：“不会呀！”。他说：“那我就做长一点，但是底下有些同志觉得疲倦了，那就可以小憩片刻，有些同志需要的话也可以自行方便，不过要分期分批”。他这么一讲，哄堂大笑起来。整个会场的气氛就不一样，他讲：“我们的股市不是有一点爆棚嘛，一下子涨到一千三百点，有一点儿过分了”。他就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提醒当心股市风险。后来，股市平息跌下去了。他说，他每天看西方的评论。其中有一个评论非常没礼貌，说：“中国股市不正常，既没有牛市，也没有熊市，只有‘猪（朱）市’。他说，骂人也不能这样骂啊，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他没有总理的架子，讲话妙趣横生，缩短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和总理的距离。
五年以后，又听报告，下午朱镕基上来讲，他一上台我们就鼓掌了，他就说：“我这个人是管经济的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我们给他鼓掌，他说：“不对，不对，我们要讲政治，都是你们鼓掌鼓得我血压都上升了，都讲错话了”。他善于让你和他之间的心灵达到一种沟通。这样就使得整个气氛非常和谐。
我国是个会议大国，每逢开会必有演讲。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数当事人，不会演讲。也就是说，不懂得演讲是一种交流。
美国有一个卡耐基说道：演讲必须准备，但演讲不能完全准备！如果所有的演讲者都事先准备的好好的，只能拉大距离。整个演讲是交流的过程，是观念形成的过程，是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情绪积累的过程，这样才能和你们形成一个互动的、互相创造的氛围。
总的说来，一个人要会讲话，首先就要会交流。我们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是个最大演说家，我有幸听过他两次演说，他一上台来就会把整个气氛协调的非常和谐，互相交流的非常平等，一点架子都没有。我是参加专家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第一次是九八年底，上午是一位领导报告，报告国际形势，拿了一卷稿纸，眼睛也不看我们，就开始念。就在那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听的人很多，有些个代表年纪是比较大的，就有一个不可控的趋势，头就开始歪过去了，而且是一排。但，这个人修养很好，不管你底下头怎么歪，他照念不误。下午就轮到朱镕基作报告了，早就知道他比较会演说，因为他在清华当过学生会主席，演讲比赛得过第一名，但也没想到他那么会讲。他一上台就说：“我来给你们作家作报告，我就心里打鼓，我是管经济的，满脑子都是抽象的数字，你们都是形象思维，我不知道我这个报告应该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底下的人就喊一声：“长一点好”。他说：“长一点可能犯错误呢”。底下说：“不会呀！”。他说：“那我就做长一点，但是底下有些同志觉得疲倦了，那就可以小憩片刻，有些同志需要的话也可以自行方便，不过要分期分批”。他这么一讲，哄堂大笑起来。整个会场的气氛就不一样，他讲：“我们的股市不是有一点爆棚嘛，一下子涨到一千三百点，有一点儿过分了”。他就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提醒当心股市风险。后来，股市平息跌下去了。他说，他每天看西方的评论。其中有一个评论非常没礼貌，说：“中国股市不正常，既没有牛市，也没有熊市，只有‘猪（朱）市’。他说，骂人也不能这样骂啊，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他没有总理的架子，讲话妙趣横生，缩短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和总理的距离。
五年以后，又听报告，下午朱镕基上来讲，他一上台我们就鼓掌了，他就说：“我这个人是管经济的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我们给他鼓掌，他说：“不对，不对，我们要讲政治，都是你们鼓掌鼓得我血压都上升了，都讲错话了”。他善于让你和他之间的心灵达到一种沟通。这样就使得整个气氛非常和谐。
人的视而不见和无中生有
人们常常无视这种有关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的规律，常用一些非常肤浅的观念把它抹煞。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摆事实，讲道理”，这种观念用交流的经验来检验，是很脆弱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人的显在的和潜在的观念、经验、趣味。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同样一个事实，由于感情、立场、文化背景、经验、兴趣、价值观念等等的原因，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看不见，看见的又不一定都是事实。
人性，人的心理缺陷，注定了人与人交流的麻烦。人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脑袋不是照相机，外界的信息，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性的：跟自己的经验、兴趣、感情、爱好、价值观念一样的，就看得见，否则就视而不见。跟自己的意向无关的，就视而不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人性的一种缺陷，这还只是缺陷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就是明明不存在的事情，却又看见了。有一个郑人失斧的故事，说一家人把斧头丢了，怀疑是邻居偷的。就留心观察邻居是不是小偷，越看越像小偷。后来，斧头找到了，证明人家不是小偷。就又留心观察人家，结果是，越看越不像小偷。这说明，人性的缺陷是多么严重。明明存在的，他视而不见；明明没有的事，他又看见了，而且不是幻觉。这类活见鬼的事很多。
人们常常无视这种有关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的规律，常用一些非常肤浅的观念把它抹煞。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摆事实，讲道理”，这种观念用交流的经验来检验，是很脆弱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人的显在的和潜在的观念、经验、趣味。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同样一个事实，由于感情、立场、文化背景、经验、兴趣、价值观念等等的原因，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看不见，看见的又不一定都是事实。
人性，人的心理缺陷，注定了人与人交流的麻烦。人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脑袋不是照相机，外界的信息，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性的：跟自己的经验、兴趣、感情、爱好、价值观念一样的，就看得见，否则就视而不见。跟自己的意向无关的，就视而不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人性的一种缺陷，这还只是缺陷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就是明明不存在的事情，却又看见了。有一个郑人失斧的故事，说一家人把斧头丢了，怀疑是邻居偷的。就留心观察邻居是不是小偷，越看越像小偷。后来，斧头找到了，证明人家不是小偷。就又留心观察人家，结果是，越看越不像小偷。这说明，人性的缺陷是多么严重。明明存在的，他视而不见；明明没有的事，他又看见了，而且不是幻觉。这类活见鬼的事很多。
相爱的人反而不讲理
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好交流呢？有一种说法：向恋人学习交流，让交流像谈恋爱一样。这可是太浪漫了。但是，这个道理不完全。有时，相爱的人反倒不能交流。林黛玉最爱贾宝玉，爱的不要命，可是一见面就吵，就哭。越是相爱就越容易吵架。薛宝钗为什么不跟贾宝玉吵呢？因为她不爱他。女孩子喜欢谁，就跟谁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如果很一般，就很客气，很有礼貌，很尊重人家跟你不同的东西，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倾向；而感情越良好，对于对方越关心，求同的倾向越强，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接近全面求同。如果明知道对方对自己也有感情，而且感情强烈，却不讲理、苛刻，就有点专制了。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母亲和孩子间。母亲最爱孩子，但最难沟通。举例说，在分数问题上，分分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只有一个，太爱了，就爱得专制了。
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好交流呢？有一种说法：向恋人学习交流，让交流像谈恋爱一样。这可是太浪漫了。但是，这个道理不完全。有时，相爱的人反倒不能交流。林黛玉最爱贾宝玉，爱的不要命，可是一见面就吵，就哭。越是相爱就越容易吵架。薛宝钗为什么不跟贾宝玉吵呢？因为她不爱他。女孩子喜欢谁，就跟谁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如果很一般，就很客气，很有礼貌，很尊重人家跟你不同的东西，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倾向；而感情越良好，对于对方越关心，求同的倾向越强，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接近全面求同。如果明知道对方对自己也有感情，而且感情强烈，却不讲理、苛刻，就有点专制了。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母亲和孩子间。母亲最爱孩子，但最难沟通。举例说，在分数问题上，分分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只有一个，太爱了，就爱得专制了。
雄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交流的时候，第一技巧就是不迷信辩论，回避辩论。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古希腊有个雄辩的人叫普鲁泰哥拉，他非常牛，非常会辩论。他说，任何人到我这里来学习辩论，将来出去打官司一定赢的。如果第一场官司不赢，就不要付学费。来了一个小伙子，学了一年，拍拍屁股就走了。普鲁泰哥拉说：喂，学费呢？这个小伙子说，你去告我吧。法院判我交学费，就说明第一场官司打输了。我们有过约定，第一场官司输了，不交学费。如果法院判决我不交学费，那我就依法不交。普鲁泰哥拉心想海船翻在阴沟里了。去向一个朋友诉苦，那朋友正好是大法官。他说，这个不难，你去告那小痞子，第一场我让他赢！判决不交学费。可，按照你们的约定，第一场官司赢了，就要交学费，而按照法庭的判决，不用交学费。你可以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我让他输，要交学费。按照约定，第一场官司赢了，要交学费；按照法庭终审判决，也得交学费了。
按我的理解，这就叫做雄辩。雄辩不仅仅是自圆其说，而且是他圆其说。不但按我的道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按对方的道理，证明自己也是对的，按照自己的逻辑，而且按照对方的逻辑同样能讲得通，这才是有效的交流，关键是要有本事把对你不利的论据、逻辑转化为对你有利的。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过是把历史上成功的辩论转化为普通的理论而且。早在韩非子中就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铭言。
在交流的时候，第一技巧就是不迷信辩论，回避辩论。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古希腊有个雄辩的人叫普鲁泰哥拉，他非常牛，非常会辩论。他说，任何人到我这里来学习辩论，将来出去打官司一定赢的。如果第一场官司不赢，就不要付学费。来了一个小伙子，学了一年，拍拍屁股就走了。普鲁泰哥拉说：喂，学费呢？这个小伙子说，你去告我吧。法院判我交学费，就说明第一场官司打输了。我们有过约定，第一场官司输了，不交学费。如果法院判决我不交学费，那我就依法不交。普鲁泰哥拉心想海船翻在阴沟里了。去向一个朋友诉苦，那朋友正好是大法官。他说，这个不难，你去告那小痞子，第一场我让他赢！判决不交学费。可，按照你们的约定，第一场官司赢了，就要交学费，而按照法庭的判决，不用交学费。你可以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我让他输，要交学费。按照约定，第一场官司赢了，要交学费；按照法庭终审判决，也得交学费了。
按我的理解，这就叫做雄辩。雄辩不仅仅是自圆其说，而且是他圆其说。不但按我的道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按对方的道理，证明自己也是对的，按照自己的逻辑，而且按照对方的逻辑同样能讲得通，这才是有效的交流，关键是要有本事把对你不利的论据、逻辑转化为对你有利的。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过是把历史上成功的辩论转化为普通的理论而且。早在韩非子中就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铭言。
自我调侃缩短心理距离
雄辩固然重要，却不是百分之百的重要。为什么呢？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又是感情的动物。有时，道理上讲通了，感情上却下不来。那怎么办？那就顶牛了。顶牛就是动感情，上火了，就有理讲不清了。在交流的时候如果发生障碍，要研究一下究竟是理的问题还是情的问题。如果是恼火了、顶牛了、怄气了，这时候你不要讲理了，要宣泄，宣泄一下，理顺情绪为先。
举个经典的例子。1946年审判日本战犯，当时亚洲各国、英国、美国也参加，组成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日本法西斯战犯。还没开始审判，各国的大法官就吵成一团。大家为谁坐在主席旁边第一个位置争执不休。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各国地位和荣誉的。结果争来争去，大家都上火了。后来中国法官梅汝璈发言说：“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最重的人居中，最轻的人就往旁边坐了。”这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庭长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对对对，我认为这是惟一客观的标准。纵使我被安排在最边席，我就辞职，让中国政府就派一个比我胖的人来替代我。”一讲完这话，大家都笑了。而笑是心理最短的距离。最后，按照梅汝璈的主张，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排位，中国紧随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梅汝璈用的是幽默的办法。幽默就是不讲正理，而讲歪理引起了笑，可以缩短心理距离；而争论、雄辩虽然讲正理，但是却可能扩大心理的距离。这说明，在发生争论的时候，雄辩固然重要，但是 ，在雄辩之前理清情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幽默。精通交流的人，该讲道理的时候我就雄辩；该理顺情绪的时候就幽默。
要让自己幽默起来，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不是诗化、美化自己，而是相反，放下架子，自我调侃，嘲笑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促成听众和自己之间的互动。
幽默不仅是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境界，把人世间的不如意，看成是人生本身的局限，看到人家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自己和那些有毛病的人差不多。关键是，你能不能把人家的“弱点”看得“有趣”，能不能从个别人的“弱点”中，看到共同的“人性”。不管这种人性有多少缺陷，你能不能看出这些缺陷又是多么的“可爱”。有了这样的觉悟，人的心胸就变的博大。因而就都能包容，能够欣赏，觉得可爱。
雄辩固然重要，却不是百分之百的重要。为什么呢？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又是感情的动物。有时，道理上讲通了，感情上却下不来。那怎么办？那就顶牛了。顶牛就是动感情，上火了，就有理讲不清了。在交流的时候如果发生障碍，要研究一下究竟是理的问题还是情的问题。如果是恼火了、顶牛了、怄气了，这时候你不要讲理了，要宣泄，宣泄一下，理顺情绪为先。
举个经典的例子。1946年审判日本战犯，当时亚洲各国、英国、美国也参加，组成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日本法西斯战犯。还没开始审判，各国的大法官就吵成一团。大家为谁坐在主席旁边第一个位置争执不休。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各国地位和荣誉的。结果争来争去，大家都上火了。后来中国法官梅汝璈发言说：“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最重的人居中，最轻的人就往旁边坐了。”这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庭长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对对对，我认为这是惟一客观的标准。纵使我被安排在最边席，我就辞职，让中国政府就派一个比我胖的人来替代我。”一讲完这话，大家都笑了。而笑是心理最短的距离。最后，按照梅汝璈的主张，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排位，中国紧随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梅汝璈用的是幽默的办法。幽默就是不讲正理，而讲歪理引起了笑，可以缩短心理距离；而争论、雄辩虽然讲正理，但是却可能扩大心理的距离。这说明，在发生争论的时候，雄辩固然重要，但是 ，在雄辩之前理清情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幽默。精通交流的人，该讲道理的时候我就雄辩；该理顺情绪的时候就幽默。
要让自己幽默起来，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不是诗化、美化自己，而是相反，放下架子，自我调侃，嘲笑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促成听众和自己之间的互动。
幽默不仅是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境界，把人世间的不如意，看成是人生本身的局限，看到人家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自己和那些有毛病的人差不多。关键是，你能不能把人家的“弱点”看得“有趣”，能不能从个别人的“弱点”中，看到共同的“人性”。不管这种人性有多少缺陷，你能不能看出这些缺陷又是多么的“可爱”。有了这样的觉悟，人的心胸就变的博大。因而就都能包容，能够欣赏，觉得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