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

 

历史地位：近现代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
      林森（1868-1943），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我县尚干（今祥谦镇）凤港村人，辛亥革命元老。早年曾就读于教会主办的蔡元培学校、鹤岭英华书院、台湾中西学堂电科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等。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曾任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福建省省长、国民党中央首任海外部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后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之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也是八闽有史以来唯一的“国家元首”级历史名人。

      林森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近代的抵御外侮、建立法制体系、发展航空事业、促进国共合作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林森两度赴台湾从事反清抗日活动，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割台武装斗争，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做出独特贡献。辛亥革命前，林森在台湾工作并从事革命活动达10年之久。他在临终前还特别嘱托同僚“一定要光复台湾”。
      林森始终致力于反清革命。早在1903年春，在上海工作的林森就发起组织了革命团体——旅沪福建学生会。这是比“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成立更早的革命团体。
      1911年10月23日，林森领导九江起义，不费一枪一弹就光复九江，并且在保持政局的稳定后，进一步策动了清海军“海筹”、“海容”、“海琛”等主力舰起义，参与策划了增援武昌的行动，还推动了“镇江起义”、上海和南京的光复，为稳定辛亥革命大局做出重大贡献。
      林森出任议长的临时参议院是当时最高的立法机关，担负开国制宪、建章立制以及审议国家大政方针的工作。在林森领导下，临时参议院修订了著名的《临时约法》。在护法运动中，林森兼任非常国会宪法会议主席、议长，主持制宪工作。为建立中国近代法制体系奠定了基础。
      1916年春夏，林森在美国创立华侨研究飞行的“民强学校”，提出创办中国航空教育，以造就中国航空人才。培养了李光辉、张惠长、杨仙逸等20名中国初期的民用航空、空军的领导骨干，后人曾评价林森“制造空军人材之功，诚不可没矣。”
      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之一，参与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和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贡献。在此期间，林森被孙中山指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进入大会的领导核心，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海外部部长，一度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在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林森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在国民党中常务和中政会的联席会议上，林森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在12月14日和21日的纪念周上，林森发表讲话肯定东北军“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天理”，还认为西安事变的出发点是“爱国”的，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1月4日、2月18日，林森以主席的名义连续下达赦免令、复权令，赦免发动西安事变的有关人员，但因蒋介石拒不执行而落空。
      林森参加督建黄花岗烈士陵园、中山陵，首倡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出任国府主席，成为“元首虚位”政体的实践者，为弘扬孙中山及革命烈士的精神，结束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局面，维系人心、稳定政局，合力抗敌御侮都作出了特殊贡献。

      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爱国精神、洁身自好节约救国的清廉思想和身体力行注重科教的远见卓识是林森留给后人的主要精神遗产。

                  坚持抗日，唾弃汉奸

      1932年，林森上任仅一个月就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当年2月24日，林森在洛阳坚定表示：“外交问题，政府不屈服，国人亦自身奋斗，始有出路。”。4月15日，中日谈判期间，林森又在上海表示，“对外力言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
      在抗日战争中，林森极力强调全面抗战和持久战。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6日，林森指出：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10月10日，林森强调：“全面抗战，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军队同时抗战，并且要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同时都参加抗战的工作……举国上下，无论老少男女，每个人都尽一分责任，都作一份工作，这才符合全面抗战的真义”。 并坚定表示“我们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1938年元旦的讲话中，林森从军事、政治、经济、道义、国土资源、国际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国力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必然失败；中国在军事上虽然一时失利，但只要坚持长期抗战，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1939年元旦，林森进一步从军心民气、军事现状、财政经济、国际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分析了中日力量的对比，明确指出：“我们必定能够达到‘持久战’‘全面战’和‘争取主动’的目的。……我们可以深信，敌人绝对不能征服中国，我们必定能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并表示：“敌机虽能毁吾物质，不能毁吾精神”。“ 救亡图存，首应崇尚气节，愈是在时穷势危的时候，愈要崇尚气节，励行忠义，头可断、身可杀而志不可屈，人人能抱定这样的志愿，当前的危难才能挽救，民族的复兴才有把握。”
      林森不仅鼓舞国人抵御外敌的信心，也对汉奸深恶痛绝。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蒋介石等人千方百计对汪“做工作”，争取汪的回归。林森却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这种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国民党应当立即将他开除党籍，给予严厉的处分，决不能宽容姑息。1940年3月，汪精卫抛出《和平建国宣言》，表示要和重庆政府共谋和平方案，林森则坚定地指出：“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这当中没有丝毫徘徊余地……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严厉斥责自我标榜为“孙总理的信徒”的汪精卫。

             支持国共合作，主张团结抗战

      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土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林森对这一国共合作的产物，十分重视。亲自参加了两次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其他会议，林森或亲自到会或发电报，或宣读书面训词，发表了大量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言论。
      即使是在反共高潮时，林森仍强调团结御侮。1941年3月1日，时值反共高潮迭起、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林森以民族大局为重，坚持团结御侮的立场，发表了有利于发动全民族抗战、共同对敌、决不妥协的训词：过去的收获，在于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召开国民参政会的目的，一是集思广益，二是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本着“共信互信”的精神，向同一目标努力迈进。

廉洁自律，节约救国

      林森平时生活一切从俭，“每天只限买二角钱的肉，初到重庆还可以买斤把，后来物价高涨，只能买得两个指头这么大的一块。”抗日战争时期，林森多次强调节约： “如果不纠正浪费这种恶习，即令我们国家没有别种危难发生，也是很难立足于世界的。” “节约实在是再生产的基础。” “俭朴是革命工作人员必具的基本条件，一个人能否修养精神，能否保持节操，都是由此而定。” “俭以养廉则不贪污”，廉能秉公，“清廉系为官之本。”对当时人们纷纷进口国外奢侈品的现象，林森痛斥道：那种进口的奢侈品“对于国家建设何尝有利？它是可以根本破坏我国经济命脉，这一方面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耻的。”
      林森因脚疾需要大目山特产的白术药，就交代族侄代购，并再三关照“如不见告款目，下次不代购，”并如数付款。林森还特地交代族侄，“农人辛劳收获宜多与利。”
      林森一生“未尝浪用一钱以自恣，未尝吝惜一钱以薄人。”有人曾讥其“晚年性吝，己之需要，购回必亲自问价，动辄嫌价贵而嘀咕不已。”实际上，这正也说明了林森自奉俭朴的高风亮节。
      林森70寿辰时，“对于一切祝嘏之举，均经再三力辞，” 并特地致函闽中亲友“国难之日，绝对均不受贺，不受礼物，不接见戚友……烦为通告诸位，万勿举行。”即使在弥留之际，林森还在遗嘱中交代“丧事应从简，不设灵，不发讣。将余尸洗净，裹以白布，举行火化。”
      林森之所以身体力行、克制自已、自奉俭约，是“顾及国家物力艰难”，要“节省心力物力不使浪费，尽量贡献国家。”

忧国忧民，光耀千古 

      林森一辈子缩衣节食，异常节约，甚至对自己的伙食开销也十分小气，但对资助教育却非常大方。他始终认为，“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本”，常常用自己的薪俸资助一些无力求学的青年。
      据说，一个叫简又文的人，写一篇文章披露了这件事。于是大家闻风而来。林森都一一解囊相济，并嘱其勤勉学习，努力上进。1933年11月，林森回乡时，族人为他举办宴席，林森却说：“惟在此国难时，我们应卧薪尝胆，把一切靡费用于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为宝，人众不足为恃，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本。”
      林森认为，科学研究是建设国家之始基。他说，“发展科学，宏扬学术，不此之图，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的子孙免于像今日这样惨烈的牺牲……把这一次的国难渡过之后，如果还有同样的战争，我们仍然以血肉和进步、科学的武器相抵抗，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同国家，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林森70岁时，痛感我国科技落后，自然科学人才极其缺乏，以至贫穷衰弱，于是将平生积蓄的50万元设为奖学金，“用作资助考选留欧美研习自然科学的学生经费之用”。 但遗憾的是因通货膨胀，50万元化为乌有，林森办学遗愿没能实现。在临终前，林森嘱托亲友将他手置的“庐山、北平、南温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画、古玩等变价，作为尚干职业学校基金”。虽然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在上海、南京进行两次拍卖，获得数千万法币，但也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这笔款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林森办尚干职业学校的遗愿也未能实现。
      林森逝世后，享受了仅次于孙中山的殊荣。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唁电中给予高度评价：“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之进步者然，诚有无法估计之贡献。”《泰晤士报》推崇他为“万人尊敬之伟人”，他的“道德观念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尤为全世界人士所尊敬”。 当时国内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蜀报》、《益世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均有报道并发表社评，表达缅怀之意、悼念之情。中国共产党对林森也给予肯定评价，《新华日报》的《为元首逝世致哀》社评指出：林主席逝世，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2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